新生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研究的新路径

作 者:
周怡 

作者简介:
周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通过聚焦新生代价值观念及其行为模式的研究,为理解文化结构如何产生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提供一个框架。既有研究存在两点疏失:其一,既有新生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研究缺乏聚焦性实质理论。为此,文章将代际秩序纳入社会秩序的考量中,试图从权力遵从、规范共享和利益契约三大经典社会秩序理论出发,观照现有较为零散的青年及代际关系研究。其中,“秩序”作为本质要素,突破了原本仅对青年亚群体的研究囿于中观或微观层面的局限。其二,既有研究在因果机制解释方面,忽略了“文化结构”对社会成员个体或群体价值观及行为模式的传导和塑造。因此,有必要在常规的宏观经济结构变迁引发微观个体价值观形成抑或变动的共识性理解中,借助文化社会学理论工具,增加“文化结构”这一中介传导维度,以完善既有的因果解释路径。并将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具体操作化为传统话语体系、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和市场话语体系的并存。关注这一文化结构的中介作用,对理解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及行为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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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10-0130-12

       一、引言

       自1978年起扬帆起航的改革开放已逾40年。面对这场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全体中国人命运的伟大变革,海内外学者形成了大体一致的共识:这场以政体持续(regime durability)、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s)和经济高速增长为特征的大变革在整体宏观层面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①但是,从中观或微观层面上来看,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场深刻而崭新的伟大革命,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或社会转型,在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带来巨大活力,在使人民生活得以稳步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单从代际社会学视角来看,不同代人之间的差异以及由差异引发的代际相互矛盾或相互学习的现象也明显增多。②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将1978年前后出生的人群划分为“中生”(父代)与“新生”(子代)两代人的话,数据表明我国宏观代际流动率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0.38上升到当前的0.71③,并继续呈上升态势——这说明以流动现代性为特征的中国社会充满繁荣发展的代际更迭及活力。而单就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来看,40年间80后、90后和00后所显示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不仅与其父辈即我们所说的“中生代”有差异,而且他们之间也存在社会代的“差异产生的差异”(difference makes difference)。④

       如果说“自然代”是以生命繁衍先后为区分的话,那么以某一特定历史事件为区隔的“社会代”,其所表现出来的代际差异或代际冲突则大多与该“历史事件”脱不了干系,而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也必然会成为影响代际差异形成的关键性要素。事实正是如此,既有的针对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诸多研究,其首要的因果机制解释基本集中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以及由经济成就引发的各类结构要素的变动。经济—结构—环境的转型直接导致新生代具有了迥异于父辈代的价值观及行为模式,这种结构解释范式以及采用截面或跟踪式方法对代际差异进行的全方位、无死点的直描,一直左右着现有的波澜不惊的中国青年研究。直至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呈现出价值观的多元与趋同并存、自我主体价值与社会主导规范愈加矛盾的现象,人们才开始反思在新生代的种种价值观与行为模式表征中,究竟哪些属于真正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在当下的青年研究中既有的研究机制与解释又究竟忽略了什么?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将首先综述既有的相关文献,从中发现曾经被忽略的、但对理解新生代价值观及其行为又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其一,将社会秩序理论纳入代际或青年研究中,由此确定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聚焦点;其二,将文化结构(cultural structure)概念引入机制解释中;最后,具体建构理解新生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分析框架,以期为后续相关的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准备。

       二、理论回顾:概念、关系及双重解释路径

       (一)代、社会代和新生代

       代(generation)作为社会类别的划分,其实与阶层、性别等要素一样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工具。⑤“代”首先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生物学事实,惟因子孙繁衍的世代继替,才有人类社会的延绵历史。但同时“代”又是一个社会事实,表现为一个人从出生起就必然要在父母代的呵护下,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代际互动而成长。

       作为一种生物学事实,“代”被纳入社会学研究归功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1928年发表的《代问题》中,曼海姆将“代”的本质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生理现象或精神现象。⑥在曼海姆看来,作为社会现象的“代”,应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位置,而出生于同一时期的一群人在社会整体中占有类似的位置⑦;进而他首次提出“社会代”(social cohorts)这一核心概念:“社会代”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分割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影响的同龄或同期群体。他们由一群同龄或同期群人组成,深受其成长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尤其受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共同的社会经历模塑出他们的同质性,产生了具有强烈认同的“构成的关系”(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也形成了与前辈迥然相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⑧“社会代”诞生在重大历史变迁中,同时又必然为某一重大历史变迁事实的重要载体。由此观之,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就是一个受“改革开放”这一转型实践的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⑨

       在国内社会学界,“新生代”概念最早出现在农民工研究领域。⑩诸多研究都认为,出生于1980年代及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着显著差异。(11)“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代”的归纳工具,一经提出就引起学界的持续讨论。随后出现“80后”“90后”概念及不同领域的延展研究,内容包括“80后”“90后”的群体特征(12)、消费方式(13)、职业适应(14)等。这些研究聚焦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即本文所称的“新生代”,具体指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一概念的主要定位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80后”“90后”群体,以及部分已年满18岁的“00后”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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