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基本生活物资的应急保障能力成为考验一座城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物流、商业停摆对生活的巨大影响。如何将城市基本生活物资高效、安全地配送到居民手中成为紧急状态下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全社会抗击疫情合力的基础性工作。武汉市作为我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国家动用军队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1],显示出在紧急情况下生活物资配送的极端重要性。从各地疫情期间生活物资配送情况来看,配送方式主要包括自行采购(大型商超、社区商业网点、菜场、药店等)、网购+无接触配送、社区统一配送等。自行采购导致小区内外人流接触、购物场所内人群集聚,增加交叉感染风险,而各类场所提供物资各有分工,会进一步增加出行次数,加剧感染风险(图1);此外,市场自发育形成的商业网点难以实现均等覆盖,存在配送盲区。网购+无接触配送、社区统一配送则过度依赖物流公司或社区组织的配送人员。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生活物资应急保障存在短板,缺少统一的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体系。因此,建立一种兼具日常使用和紧急状态使用的配送终端体系,是对城市综合防灾应急服务设施的重要补充,也是后疫情时期提高城市服务设施韧性的内在要求。
日本是一个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形成了一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善的防灾、减灾、抗灾、救灾的综合性灾害对策体制[2]。日本在生活物资配送终端方面,将便利店纳入“指定公共机关”[3],充分发挥便利店服务半径小、网点密度高、营业时间长、管理规范等优势,在基本生活物资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经验为解决我国紧急状态下生活物资配送终端不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与日本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便利店灾后救援网络不同,我国便利店发展水平明显滞后,没有体现出灾后救援功能,聚焦便利店防灾功能的研究也较为少见。本文介绍日本便利店在灾后基本生活物资保障方面的作用,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依托便利店构建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终端的具体措施,以建立起紧急状态下生活物资保障的安全线。 1 日本便利店在城市灾后救援中的作用 1.1 日本便利店发展概况 随着超市的大型化和郊区化,超市距离较远、商品种类较多,消耗了购物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只需购买少量商品或希望立即使用商品的购物者来说并不友好,便利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日本便利店最早产生于1970年代,凭借便利性、长时间营业、精选商品、附加服务等优势,该行业持续发展,增速远超超市和百货业态[4]。根据相关统计,便利店销售面积一般为30~250
,营业时间为14个小时或更长[5],全天营业便利店的平均销售面积为128
(根据2014年商业统计计算)[6],在居民生活中发挥了比较综合的作用,不仅售卖传统的方便食品、饮用水、日用品、杂志等,还提供新鲜蔬菜、冷鲜速食食品、现做咖啡饮品等,并可以代缴水电煤气费、有线电视上网费以及多种税费,提供收发快递、打印复印等服务。在日本,便利店凭借全天候提供小而全的商品和服务,已经成为市民生活的“必需品”,构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便利店文化。 1.2 便利店空间分布情况 本文检索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便利店数据(截至2020年3月)和人口数据(截至2020年4月)。通过统计排名前十的便利店品牌店铺数据发现,日本便利店品牌集中度极高,7-11(7-ELEVEn)、全家(Family Mart)、罗森(LAWSON)店铺数占排名前十便利店品牌店铺总数的近九成,且仅有上述三个品牌实现了47个都道府县的全覆盖。另外,考虑到三个品牌已被列入具有灾后救援职能的“指定公共机关”,符合本文研究主题,因此本文所指日本便利店数量仅指这三个品牌店铺数据,不涉及其他品牌。 从各地区总量看,东京都拥有6913家便利店,数量居首;店铺数超过3000家的还有大阪府、神奈川县、爱知县;最少的是鸟取县,拥有250家店铺(图2)。 从人口服务水平看,日本全国平均每个便利店服务2430人,可见日本三大便利店品牌实现了高密度的分布。各行政区中,山梨县服务水平最高,平均达到1915人/店的分布密度;服务水平最低的是奈良县,平均每店服务人口数为3133人;其他行政区大都处于2200—2800人/店的密度区间(图3)。整体看,各行政区店铺分布较为均衡,并未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等原因出现明显差异。
从空间服务水平看,日本便利店总数是邮局网点数量的两倍以上。在东京等大城市,便利店密度很高,甚至一个十字路口就有四五家便利店;在乡村或者小城镇,便利店就是当地的购物中心[7]。本文以东京都为例进行了定量计算,东京都面积约2194k
,便利店数量6913家,每店服务空间范围约31.74
,服务半径约300-350m。 1.3 便利店在灾后救援中的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