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这是中央针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是我国重大的国家供应链战略，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外部风险，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整体国际竞争力，为我国更好地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提供了战略遵循和方向指引[2]。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着力构建这一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循环，而循环的本质是“互联互通”，既需要“联”，更需要“通”。要形成循环，就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整个供应链环节，形成现代流通供应链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3]。同时，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供给和需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而供应链是实现产业互联互通、供需稳定平衡和高效匹配乃至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载体，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 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首次将供应链上升为国家战略。目前，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的制造业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庞大、门类最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但在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中，我国的大多数企业仍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位置，难以占据“微笑曲线”两端[4]。有许多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并未掌握，陷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①成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入发展的最大短板，难以较好地适应产业互联互通和供需平衡的需要。因此，亟须构建体系相对完整、上下游关联紧密、集约高效和竞争力强的现代供应链，使之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基础和底层逻辑。换言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最终必须落实在产业链中，必须通过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来体现[5]。而如何基于供应链视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以便指导“双循环”格局下的供应链转型发展，进而更好地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一个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文献综述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保持我国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循环，就要更加倚重国内循环的重要作用[7]。同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不仅要注重国内循环，更要依靠国内大循环来促进和提升国际循环[8]，以此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最终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相互渗透、协同互补、融合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整体。本文将主要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供应链与“双循环”的关系两个方面来进行文献梳理与回顾。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方面 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形成动因、战略意义等。如，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从政治经济学、逆全球化、新冠疫情等多维视角分析了“双循环”的时代背景和形成逻辑[9]；陆江源（2020）基于价值创造视角来解析构建“双循环”的必要性[10]；郭晴（2020）围绕我国的不同发展阶段，系统梳理了“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脉络和现实逻辑[2]；姚树洁和房景（2020）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内国际竞争环境，分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机制[11]；周小亮（2021）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解读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逻辑基础[12]；贾康（2021）探讨了“双循环”的内在逻辑以及内循环与外循环互促发展的背景和动因[13]。 在“双循环”的实践路径研究方面，朱民和郑重阳（2021）分析了互促“双循环”的战略意义，并围绕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等方面提出了推动“双循环”发展的主要抓手[14]；陈健（2021）分析了“一带一路”与“双循环”构建的内在关联和演进逻辑，并提出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双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路径[15]；姜玉砚（2021）针对供需不均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给出了“双循环”构建的政策建议[7]。 部分学者针对如何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进行了探索，且大多围绕投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单个环节来研究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实践路径。如，郭晴（2020）结合投资和产业升级维度提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可行路径[2]；龙少波等（2021）提出要通过产业与消费的“双升级”来畅通国内大循环[16]；张燕生（2021）基于投资和消费的视角分析了助力国内大循环的路径[17]；而陈文玲（2020）则重点站在流通视角，提出了通过现代物流体系和流通体系的构建来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构想[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