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信看兰克第一本书及附本的诞生

作 者:

作者简介:
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以兰克写作与出版第一本书《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及附本《近代史家批判》时期的来往书信为主要资料基础,结合其他方面的史料与研究,还原兰克第一本书及附本的写作、出版以及兰克进入德国大学史学界的过程。研究表明,兰克能以其第一本书及附本进入德国大学史学界,主要是由于当时普鲁士文化部高官的重视,而不是因为这两本书被当时的德国与普鲁士史学界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著作。兰克得以进入德国大学史学界,固然要归结于他在其第一本书及附本中表现出来的史学才能,但他试图通过出版著作以摆脱个人与研究困境的急切追求,以及出版过程的节外生枝,也给这两本书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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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6-0122-(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6.014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出生在时属萨克森选侯国的图林根小镇维厄,1814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与古代语言学,三年后通过口头考试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次年起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弗里德里希中学任历史与古代语言高级教师。1824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史学著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①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重视,被聘任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就此开始了其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史学生涯。

       长期以来,兰克的第一本书及附本被史学界赋予了划时代的史学史地位。例如,德意志帝国学者恩斯特·伯恩汉(Ernst Bernheim)于1889年认为,兰克的这两本书“真正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对方法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百年后,联邦德国学者约恩·吕森(Jrn Rüsen)也认为,《近代史家批判》在“当时被视为近代史研究划时代的一步”。②近年来,这种在国际史学界很普遍的对兰克第一本书及附本的高度评价受到了质疑。2014年,德国学者君特·约翰内斯·亨茨(Günter Johannes Henz)出版了迄今关于兰克著述史及其学术影响史的最为权威的著作《历史思维与研究中的利奥波德·冯·兰克》。③在这厚厚的、以极其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的两卷本著作中,亨茨不仅否定了兰克对德国现代历史科学的奠基人地位,也对兰克的第一本书及其附本在德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提出了质疑。④亨茨研究了当时德国关于兰克第一本书及其附本的各种评论后认为,虽然当时的评论人对兰克的处女作做出了较好的评价,但不存在赋予其“划时代”评价的证据。

       亨茨的研究启示我们,学术界关于兰克史学的许多评价包含着不少想象的成分,需要得到更细致的史学史研究的检验。关于兰克的第一本书及附本的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主要兴趣在于其“划时代的”史学史意义的确定以及其中的史学理论观点(例如“如实直书”),⑤对其本身的诞生与影响史的研究则重视不够。笔者认为,从书籍史的角度研究兰克第一本书及其附本的写作与出版过程,对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这两本书的内涵以及兰克史学都有着重要意义。就这两本书的诞生史,亨茨在其《历史思维与研究中的利奥波德·冯·兰克》第二册中也有涉及,但篇幅不大,还有许多拓展空间。⑥

       关于写作这两本书的缘由,我们首先可以在兰克1885年的自述中看到比较详尽的叙述。1818年到法兰克福弗里德里希中学任教之后,为了给近代史课程备课,兰克广泛浏览了前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的有关藏书。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当时在欧洲风靡一时的英国历史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昆廷·德沃德》(Quntin Ward)中关于昆廷·德沃德、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大胆查理(Karl der Kühne)的叙述与历史资料的记载大有出入。在查阅了当时的外交官与历史学家菲利普·德·康明(Philippe de Commynes)的回忆录以及其他同时代的报道后,兰克确定,司各特所描述的路易十一与大胆查理“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司各特本人知道这一点,却装着相信自己的叙述。兰克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认为司各特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同时他发现,与历史小说相比,史料本身其实“更美、至少更有趣”。他决意在自己的历史叙述中严格遵循历史事实,避免一切想象与杜撰的成分。随着研究的深入,兰克觉察到,在近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圭恰尔迪尼(F.Guicciardini)与约维斯(P.Jovius)的著述中也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在参考了其他同时代的学者后,他却发现圭恰尔迪尼抄袭了他们的著作。鉴于此类学风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他决定对这个时代的欧洲历史学家进行系统的审读与批判。⑦

       兰克做上述自述时,已经九十高寿,功成名就的他是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叙述自己一生的成功史的,对于当年的曲折坎坷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相比之下,兰克在法兰克福时期(1818-1825年)的书信,则能就其第一本书及附本的产生过程提供更为详尽的信息。兰克书信的整理与出版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值得专文论述,这里不能展开,只能提及最有名的书信集。兰克1886年5月去世后几个月,出版商卡尔·盖贝尔(Carl Geibel)就将兰克晚年写给自己的书信结集出版。⑧1890年,兰克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多夫(Alfred Dove)在由其主编的《兰克全集》第53-54册的合集中出版了兰克的部分书信。⑨1949年,由伯恩哈德·霍夫特(Bernhard Hoeft)新发现与收集的兰克书信出版;⑩同年瓦尔特·福克斯(Walter Fuchs)编辑出版了《兰克书信集》。(11)1999年,由兰克于1859年创建的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学部决定整理与出版《兰克通信全集》,作为该学部二战以后整理与出版的兰克文集的第五册,以纪念即将来临的建部150周年。(12)2007年,《兰克通信全集:第一册1813-1825》面世,(13)但不久被指错误极多,出版社与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学部不得不宣布收回。(14)2016年,由迪特马·格律帕(Dietmar Grypa)重新编辑的《兰克通信全集:第一册1810-1825》出版,这是目前关于兰克青少年时代书信最为权威、全面的版本。(15)对于本文来说,它尤其珍贵,因为它覆盖了兰克在法兰克福中学工作时期的人生阶段,也就是其第一本书及附本写作与出版的时段,其中涉及这两本书的书信(兰克给他人以及他人给兰克的书信)多达40多封。虽然出于各种原因,兰克这一阶段的书信不能毫无遗漏地重现其第一本书及附本的诞生过程,但却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是研究这两本著作诞生过程以及兰克史学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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