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考察人类历史和社会演进的规律，揭示其中的普遍性，以便更好地指导人类的现实生活。近年来，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的历史理论研究在西方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回归。①本文将以西方学界的文明史研究为切入点，分析其在18世纪兴起时的表现，步入20世纪后逐渐衰落的原因，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复兴。②本文认为，西方文明史研究的兴起与衰落，背后体现了西方人对历史规律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的探究与反思。而文明史研究在近年来再次回归西方学者的视野，则反映了西方学者为了应对西方文明当下所面临的危机，力图重新把握历史规律进而找到解决办法的一次尝试。 在西方，书写有规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中世纪，“伴随基督教的出现，历史变为真理的历史，同时也就摆脱了偶然和机遇”，历史进而有了“自己的规律”，但不再是自然规律，而是“理性、智慧、天意……天意指导并安排事件的进程，让它们奔向一个目标……历史首次被理解为进步”。历史“不再是……相互发生关系的国家的历史……而是典型的普遍的历史”。③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利目睹佛罗伦萨动荡不安的历史，认为这受到了某种规律的支配：“可以看出，在兴衰变化规律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因为人世间事情的性质不允许各地区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当它们到达极尽完美的境况时，很快就会衰弱；同样，当它们已变得混乱不堪，陷于极其沮丧之中、不可能再往下降时，就又必然开始回升。”④ 进入18世纪，具有哲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和具有历史意识的哲学家，把基督教的历史进步观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坚信人而非神或英雄主宰历史。国家、民族、社会代替教会和王朝，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单位，并出现了全面论述人类历史的普遍史。普遍史力图探询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伏尔泰被认为是开拓者，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把全世界各大文化中心的大事联系起来，而且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⑤这一时期，多数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受规律支配，社会现象有因果联系，关注社会变化的条件、动因，强调必然和一般，忽视偶然和个别。⑥比如，维柯认为各民族历史普遍经历了“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凡人的时代”，人的“常识”或“共同本性”是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终极原因，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探寻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和规律。⑦德国哥廷根学派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演进，都遵循着一定的因果关系。⑧苏格兰哲学家卡姆斯勋爵(Lord Kames)在《历史法手册》(Historical Law-Tracts)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狩猎-采集、畜牧游牧、农耕、商业社会的四阶段，他坚信：“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的发展将会使人们更为自由，自由将带来文雅，并推动人类的进步。”⑨卡姆斯的文明比较观念、持续进步观念，以及财产形式转变构成社会演化动因的思想，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启蒙时代的世界历史书写以欧洲文明为制高点，带有明显的种族优越意识，这也使得东方世界的发展模式难以纳入启蒙思想家勾勒的普遍历史规律之中。不仅如此，欧洲文明的意识被有意凸显出来，不但成为描绘不同民族之间差异的范畴，而且被用于描述欧洲扩张所奠定的全球秩序。“文明状态更是所有社会都经历或将经历的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这样，历史不过是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演替：从野蛮的狩猎采集者，通过一些可被清晰定义的中间步骤，最终达至一个文明的、所谓‘礼貌而富有商业精神的民族’。定义这些阶段的不仅是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程度，也包括该民族感受世界的独特方式。”⑩同时，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激发了人的巨大生产能力，许多历史学家深信本民族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或即将迎来文明史的高峰阶段。文明史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 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把文明看作一个体系，认为文明史是一种有规律地发展的能动结构。他把人类精神或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最后的实证阶段。实证阶段的特征是：“人的精神放弃了对绝对观念、宇宙的起源和归宿以及现象的原因的徒劳探求，而专心去研究现象的规律——即它们的恒定不变的相继和相似的关系。”(11)与孔德一样，黑格尔也秉持这种抽象的、线性发展的文明史观，并将之推向顶峰。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的进程，世界历史性民族就是“文明民族”，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客观精神”或绝对精神。黑格尔进而指出，“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文明因此将成为文明的最高范式，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后归宿。(12) 19世纪下半期，民族意识的兴起以及对欧洲之外的文明的深入了解，让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文明的普遍性。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吕克特(Heinrich Rückert)在1857年出版的《世界史教程》(Lehrbuch der Weltgeschichte in Organischer Darstellung)中否认存在“唯一的、统一的文化类型”，即普遍文明的可能性，否认历史发展会迈向统一的目的。卡尔·兰普雷希特对特定社会共同体自我意识的文化形式的研究，以及布克哈特的文化史概念，把有关地域文明的研究推进到新高度，而且更重视文明演进中的中断现象。(13)1861年，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现在通常译为巴克尔)出版《英国文化史》，强调欧洲文明和非欧文明各自遵循不同类型的规律：“在欧洲是自然受人类支配，而欧洲以外，是自然支配着人类。”(14)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区分了文明民族和非文明民族，指出文明完整的发展周期包括进步、稳定和衰退三个阶段，这为研究文明的非连续性演进提供了理论支撑。(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