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是对人类以及与人类有关的事务随时间变化的解释与描述。自启蒙运动晚期以来，各种古典历史哲学所阐述的非常现代的历史观念，都是从概念上去表达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创造了将每一个特定主题“历史化”的可能性。然而，到20世纪中叶，历史理论的进展变得寸步难行，它对历史变化的解释也变得声名不佳。原因在于，从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中衍生出一种特定的观念，即历史的变化将朝着某种方向展开，所有的历史事件因此都具有某种意义和目的。对古典历史哲学进行批判有其合理之处，但因对其一特定表达方式感到不满就放弃它的总体规划，却是19世纪犯下的最重大的思想错误之一。 时至今日，历史理论的可行性问题依然充满争议。一方面，你会发现，像《史学理论手册》这样的代表该领域制度化共识的著作，仅限于探讨历史撰述产生的历史认识问题。在该书的导言中，主编之一南希·帕特纳表达了她对历史哲学，以及任何试图勾勒“一种历史理论”努力的轻视，认为这样的历史理论与“以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解释或预测世界事件的过程的某种统一体系”有关。①另一方面，你也会发现，对于历史前景的热情也在高涨，比如，大卫·克里斯蒂安对普遍史复兴的预测。作为大历史的创始人，克里斯蒂安的预测显然是将自己的方法建立在一个更一般的趋势之上。②不过，这并没有削弱下述事实的重要性，即在克里斯蒂安的方法中，将历史作为人类事务的过程而加以理论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帕特纳所说的“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克里斯蒂安所预测的历史哲学的复兴，是与当代“科学的”标准和关切点相一致的。 虽然大历史希望成为一种符合这类更新的科学标准的实践，但一些学者更多地将之视为一种尝试，它仍然依赖于旧有的历史哲学的那些让人倍感熟悉的预设。③正是这一充满矛盾的特点，让大历史完美体现了当前西方史学的总体氛围：一方面，长期主义(long-term)的历史思维确定无疑地回来了；另一方面，它与古典历史哲学设计的现代历史概念中的事物朝着某种方向发展的特点非常相似。在使历史学重新参与到长时段的解释上，古尔迪和阿米蒂奇的《历史学宣言》一书发出了最有力的呼吁，号召人们对此进行更广泛的讨论。④不过，在该书问世之际，历史学中重拾长时段的尝试已经非常明显，且不仅仅是以大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长时段的视角也深深地浸透在“深度历史”(deep history)这样的研究路径中。⑤同样，它也体现在历史研究的大数据方法上，该方法力图“创建和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全球数据组”，以“描绘人类社会长期和全球性的变化”。⑥最为重要的是，在历史编纂中，长期主义已经在全球史引人注目的兴起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作为时代的标志，最能说明问题的可能既不是最近泛滥成灾的各种全球史手册，也不是数量激增的关于任何可实践之物的“全球史”这样的学术著作。当前史学风向中最具表征性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那种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考察小的、微观的和地方之物的曾经被认为具有开拓性的史学路径，到现在则需要以全球史来衡量。比如，微观史——尽管建立在关注微观和地方的前提上，但实际上总是希望通过研究小问题来回答大问题——最近一直在寻找与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史路径相联系和兼容的方法。⑦与此同时，微观史的努力，也只有从方兴未艾的全球史角度来看，才可能会受到欢迎。人们至少可以在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转变：19世纪史》的开篇第一句中找到对这种情况的默认：“一切历史都倾向于成为世界史。”⑧ 通过将这种普遍倾向视为整个学科的特征——这种倾向被认为在所有可能的历史路径、流派和方法中都同样存在——奥斯特哈默赋予全球史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即成为“一切历史”的主话语。这一点直接引出了当前史学风向的另一个决定性特征，即对全球所表现出的学科态势似乎利用了南希·帕特纳所谓的长期备受质疑的“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的抱负和概念工具。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奥斯特哈默的这一倾向，与古典历史哲学所讲述的一切历史都倾向成为历史本身的终极单一叙事十分相似。对人类事务随时间而变化的一般描述，对历史本身朝着某个方向逐步展开的阐述，其目的是打算将一切历史都汇聚在一个总体框架之中。今天的全球史很容易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坦率地说，奥斯特哈默的全球史模式只是众多全球史类型中的一个。其他人可能没有像奥斯特哈默那样明确表示要回归“宏大叙事”，⑨但不管他们承认与否，即使是全球史中最传统的类型——通过借助在相互联系、纠葛、交流和迁移中的共有利益来定义自己的方法——也倾向于假定一个一般的参考框架，而这有意无意地依赖从启蒙运动时代的史学和历史哲学中继承下来的概念体系。⑩ 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吃惊或困惑之处，因为没有什么比历史哲学的事业更宏大、更深刻、更具全球史的意义。因此，各种长期主义的历史路径使用了它们最熟悉的概念框架，这一事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此外，不让人感到惊讶并不意味着重新利用遭受质疑的概念工具就一切正常。历史哲学变得声名不佳不仅仅事出偶然，西方社会不能放弃长时段的历史思维也不仅仅是巧合。 如果当前关于长时段变化的史学路径不希望回到对“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的依赖，那就必须寻找机会，通过创造新的词汇和新的概念工具，与希望在最普遍的概念层面上对历史变化加以理论化的各种尝试通力合作，进而用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扬弃“历史哲学的陈旧方式”。因此，重视历史理论有利于史学实践，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事实上，不论是对长时段的史学路径来说，还是对作为人类事务发展过程的历史的理论或哲学思考而言，两者之间的相互关注对双方都有益处。尽管历史这门学科已经走上了长时段的轨道，但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在从史学研究转向对史学以及对作为人类事务发展过程的历史的研究中，依然踯躅不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