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历史学家始终对理论持高度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它就像是历史学家巢中的一只布谷鸟。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早期德国所谓的历史学科学化之后才有所改变，其时历史学和哲学之间的边界比以往更加严格。当历史学开始作为一门声称自己是科学的学科出现时，哲学也旋即被认为是历史学的竞争者。众所周知，兰克对黑格尔及其他哲学家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将各种先验的理论强加在历史世界复杂的现实之上。在兰克看来，黑格尔与费希特、谢林等哲学家一起，向人们展示了历史学家所不应做的事情。① 当兰克对黑格尔及其他哲学家提出批评意见时，他不只是在一场当地的学术权力争论中发挥了作用。他对哲学的批评，其实也是兰克时代以来历史学家经常对哲学提出的批评。兰克对黑格尔思考历史世界的方法的评论，大体上等同于对理论的批评。这里的理论是指一种取向，它要么从某些关于人类存在的普遍主张是真实的这一假设出发，试图证明这些普遍主张何以能够阐明和解释人类存在的特殊性；要么试图从历史存在的特殊性中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些普遍主张的真实性。 兰克认为，哲学家往往采取第一种立场，第二种立场则在一些历史学家中更为常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他希望从对英国历史的经验研究中，得出对人类世界运转的科学归纳。②然而，这两种立场是重叠的，因为，即使是最高级的普遍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从对世界的观察中产生。另外，研究者声称他们的归纳完全来自经验研究，这一点也经不起严肃的认识论上的探究，因为所有的经验归纳都依赖于那些可行的、有时并非来自经验的假设。总之，具有历史倾向的哲学家黑格尔和具有归纳特点的历史学家巴克尔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么大。 实际上，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将理论强加于历史之上的黑格尔与并不那么坦率地声称从历史中获得理论的巴克尔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黑格尔与巴克尔以及其他所有让理论“过于接近”历史的人都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历史学家对理论的怀疑有其缘由，因为他们担心理论可能会让历史学家偏离他们正确的任务，也就是不再将对过去的再现建立在相关证据的基础上。总之，他们看到了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我必须要补充的是，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冲突，因为理论是一种超越特定语境的归纳之物，而历史学家的目标是描述、解释和阐明特定的历史语境。人们将如何理解这种冲突?我们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应也确实不能无视历史与理论之间的传统界限。人们很明显有一种再现人们视之为“我们的过去”的意愿——换言之，人们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思想和情感上接近“我们失去的世界”。③这种意愿有着深刻的生存论基础(existential basis)，海德格尔等哲学家曾对此进行过探讨。④这里重要的是下述事实，即与过去建立联系的意愿，已经并将继续创造教授和学习历史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为历史反思提供了出发点，而且为历史学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物质支持——不论它是由国家提供，还是由私人捐赠提供。对历史的生存论需求——黑格尔称之为“对历史的流俗理解”，⑤让历史学家有可能，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拓展他们的历史认识，超越当前需求和预测的封闭领域。 关于历史与其生存论基础的关系，我只想指出其中一个非常消极的方面。不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一个惯例是，过去距离现在越远，它就越像是一个空白的屏幕，或至多只是一组模糊的图像。现在的人们因而很容易将自己的愿望投射到这些已经模糊的过去之上，而投射的过程也受到下述事实的推动，即政治利益往往与对过去的普遍假设和特殊主张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过去被定义为“已死的和已逝的”，它无法再接受人们的观察和检验。对过去的再现，因而很容易受到当前立场的歪曲。人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避免将历史神话化，并防止深陷其中。 历史学就是，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应该是这种平衡。19世纪和20世纪的史学成就，让我们获得了大量知识。比如，年鉴学派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历史学家在理解和解释第三帝国与大屠杀时采用了多种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思考过去两个世纪中对历史再现的滥用来获得知识。纵观历史再现的历史可知，当存在一个能够自主运行的学术共同体，且其职能就是去执行这一任务时，历史一般可以得到最好地再现。 当然，历史学家与任何人一样，都置身于社会之中，历史学因而也不能完全从它与周边社会秩序的关系中超脱出来。因为我们已知，历史再现这一学术活动与单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群体、更普遍的社会秩序以及国家，都有着深刻的联系。尽管如此，历史再现还是具有一种相对的自主性，它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它要遵循的真实再现过去的规则和惯例，而这些规则和惯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变得愈发清晰。历史学家的任务与阐明一种理论类型或“建模”的诸种表现这样的任务相结合，有可能会让历史学家远离这些规则和程序，从而存在着有损于历史表述的风险。总之，这就是历史反对理论的基本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