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战败，日本发动的“十五年战争”已过去七十多年。由于“同盟国”一方既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者，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因此，以国际法为依托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争的性质给出了明确的定论。①但是，作为“轴心国”同时也是战败国的日本，却在战争的反省问题上始终言人人殊，鲜有定谳。第一，通过对所谓“客观性”的强调，日本出版了努力穷尽各种文献和说法的资料集，没有结论，不论价值，只是全部端出，让研究者对战争性质作自行判断。②第二，出于对东京审判的抵触情绪，日本学界还抛出两种较为极端的说辞或曰逻辑陷阱，即所谓“帝国主义不能裁判帝国主义”的理论③和“中国人对战争的谢罪要求与对明治维新的近代颂赞之间乃自相矛盾”等辩白。④第三，是所谓暧昧含混的“被骗说”或责任外推的“没办法”。⑤第四，是对国策追求手段和导致战争的技术原因等问题进行的所谓“追踪”。⑥第五，才是对战争的批判和责任检讨。在不排除某些真诚的道义忏悔和自责者外，也不乏道尔在《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中所说的，直到昨天还信誓旦旦要“一亿一心”和“一亿玉碎”的天皇效忠者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亿总忏悔”和“辞旧迎新”的“转向”者。⑦ 相比之下，亲历“十五年战争”，且在学理层面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在机制——“超国家主义”进行彻底解剖和解构的丸山真男及其学说体系，首次以历史的实证理路、个人的精神历程和哲学的高端站位，赢得国际学界和政界的广泛首肯和尊重，也构成足以制衡战后国际秩序反对势力的学理体系甚至法理体系。 一、丸山的军旅生涯及“战中”界定 丸山真男(1914-1996)是战前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副教授，战后东京大学的教授和名誉教授。称他的学术研究“体大而思精”，并非过誉。然而，当了解到丸山的冲刺式研究多体现在“原型论”(古层论)上，而“原型论”又是紧紧围绕着“伦理意识的原型”“历史意识的原型”和“政治意识的原型”等问题而展开时，⑧丸山的研究广度和深度则显然远非个案式把握所能涯限。同时，由于丸山在日本战败前曾有过一段从军体验且目睹了广岛“原爆”的惨烈后果，不少学者和媒体界人士，遂希望把他的学术生涯与军旅生涯一并考察作一体观瞻，仿佛丸山的学术思想源于他的核体验。⑨事实上，丸山真男的研究工作，在时间的背景上绝非开始于军旅，在领域的跨度上也远不止于政治学，在思想的影响上亦非任何单向度理解可以涵盖。他的思考背景是长期的，问题意识是现实的，研究特征是立体的，学术结论是明晰的。当我们尝试观察其理论体系的发生触媒和发展过程时，一个更加本质的追问无疑具有根本性意义，即贯穿其研究生涯始终的原初动力和终极规定者究竟是什么? 1997年，石田雄教授整理出版了丸山的遗作——《战中备忘录》。石田发现，丸山把自己曾有过的三次特别体验，称作三个“真空地带”，即战前被唤作警察“局子”的拘留所、战中军队的“内务班”以及战后的“结核病疗养所”。石田认为，第一个所谓“局子”体验，让丸山遭遇了由特高警察来任意解释的超法规取缔令——《治安维持法》的体制之恶。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权力威压给丸山带来极大的冲击，丸山甚至称其为人生中的精神创伤(trauma)；⑩而核爆遭遇还让石田推测说：“丸山写到这里时，脑中浮现出的无疑是1945年8月的原爆情景；而丸山在著文中引证哈罗德·D.拉斯韦尔之‘兵营国家’论时，脑海里也一定会掠过他体验过的两次‘真空地带’，即‘局子’和‘内务班’无疑。”(11) 比起石田的发现，林立雄对丸山真男的采访原版，无疑要详细得多。丸山在回忆原子弹爆炸情景时称，爆炸才过去一刻钟，就已经有大批市民潮涌而至。“当时的场面相当惨烈。加上死去的士兵，原爆中应死去二十五万人!”实际上，早在广岛原爆四年前，丸山即通过苏联的《真理报》知道日本必败的结果并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如此，他仍未想到美国人会用杀伤力如此巨大的武器来结束这场战争。面对日本所遭受的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的核打击，丸山是愤怒的，这种情绪有时甚至不能自持。尽管他早在1965年8月1日的纪念国民集会上就说过自己因战争结束而“获救”，平素也绝口不提原爆体验，“然而，当我去美国说起遭遇原爆的事情时，却是十分认真的”。当记者问“听说朝海(浩一郎)大使在日内瓦提及日本是唯一被原子弹攻击的国家后，还一度成了问题”时，丸山的态度是明确的，“那是当然的了。那是一次含泪的发言。所谓永远诉说过去是可笑的说法本身，才是可笑的。事实上，作这类发言难道不是(日本人)应尽的义务吗?!”而丸山以下的发言简直就是控诉：“我认为，广岛也好，长崎也罢”，“战争的惨祸并非是单纯的一页。如果战争的惨祸真的就是单纯的一页，那么，今天就不会还有新的原爆症患者的出现，也就不会有长期的患者以至于二代被爆者今天竟也会死于白血病的现实……对东京而言，战争的惨祸已成为过去，但在广岛，却每天都在发生，也每天都在被原爆!”(12) 日本战败，正如丸山在完成于1946年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所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也将是作为超国家主义整个体系基础之国体”的失败。(13)然而，当丸山以一等兵身份在“八·一五”后被谷口参谋要求去分析天皇未来命运时，他却以下面的解释消解了军方对日本国体之象征——天皇的担心：“当时，我也不主张天皇制废止论，我认为民主主义和君主制无法相容的教谕是怪论……所谓君主制，是相对于共和制而言的君主制。其中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共和制中有独裁制，君主制度下也有民主国家。所以，波茨坦公告中只是说‘日本必须成为民主主义国家’，而并没有说要废除君主制。经我一番说明，参谋道：这就放心了!(笑)”(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