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慈善、私营机构和国家干预:英格兰疯人的制度化护理(1600-1815)

作者简介:
李奥纳多·史密斯(Leonard Smith),英国伯明翰大学应用健康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原文出处:
医疗社会史研究

内容提要:

1600年至1815年是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之一。为社会伤病人员提供服务的范畴越来越广,其中包括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1676年在伦敦重新开业的伯利恒医院规模宏大,成为公共慈善事业的典范。18世纪,其他精神病院在伦敦等城市相继建立。此类机构主要为贫民提供服务。然而,社会中上层人群中日益严重的精神错乱问题也刺激了私营事业的发展。从1650年起,“私立疯人院”在伦敦乃至整个英国逐渐兴起,截至1800年至少已有60家机构成立。它们提供给病人的服务条件差异悬殊,这引起了公众关注度的与日俱增,并使政府在1774年予以立法管控。来自改革者的压力导致1808年立法的实现,国家开始资助疯人院的筹建工作。1815年,政府主导的一次重大调查,旨在将针对服务精神失常群体的公立和私立机构在实践过程中的优缺点公之于众。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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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的两个世纪内,英国经历了一个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沧桑巨变、万象更新。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张和北美殖民地的新兴发展,英国在贸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然而这一进步是建立在对非洲人民的贩运和奴役这一基础之上的。诸如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这样全新的财政机构,为支持经济发展应运而生。政治冲突因宗教矛盾而进一步恶化,引发了1642年到1651年的内战。1688年的宪政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保证世袭君主制和民选议会制能够通力合作以维持政治稳定,为经济长远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工业革命,其标志为技术革新、机械化、工厂制生产和工业劳动阶级的出现。在这一时期,逐渐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同以往的地主和商人阶级一起,建立了对现代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的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机构。①

       一个持续剧变的社会可对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我们无法评估。确实,社会和环境压力往往在病因学上被视为精神疾病的诱发因素。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患者患病前越是精明老练和见多识广,患疯癫的症状和表现就越容易被察觉,同时防止失控和有利于救助病患的措施就能越早被施行,此举能够帮助其家人和其他相关者。更为重要的是,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潜在且重大的文化和知识改变,引起了人们对精神疾病认知和管理方式的逐步转变。以往将精神疾病的表现归结为巫术和灵魂附体(spiritual possession)的观念被摈弃,取而代之的是认为疯癫是疾病的一种形式,它可能与身体系统或大脑本身有关。在这个启蒙觉醒的时代,疯癫开始被看作理性的缺失,而对其治疗和管理的目标便是促进理性的恢复。②

       18世纪是英国精神病学实践发展史的关键期。传统治疗精神疾病(mental disorders)的医学疗法被纳入越来越复杂的医学体系内,该体系包括侧重心理学导向的“管理”技艺,即后来广为人知的“道德疗法”。无论是否受过医学训练,大部分治疗疯癫的从业者(insanity practitioners)在实践中所奉行的最高理念是,有效的治疗是将病人从可能使其疯狂的环境和诱因中隔离出来,并将其安置在可以使风险最小化且治疗有效化的专业机构中。③多数人都承认这些机构展示了严重精神骚动(mental disturbance)的一些表现,包括暴力和自杀倾向的行为、妄想和严重的情绪障碍(serious mood disorder)。本文考察了这一时期英国出现的三种主要机构,其性质分别为慈善志愿、个人私营和政府主导。当然,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些领域并非各自为政,它们之间存在着多层面的相互作用。

       一 精神病院(Lunatic Hospitals)

       早在1600年的伦敦,由慈善捐助所资助的为精神病患者服务的专门机构就已长期存在。伯利恒医院(Bethlem Hospital)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与“Bethlem”发音相似的“Bedlam”这一流行称谓反映出一种普遍看法,这是一个充满谜团、混乱和肮脏的地方。医院本身相对较小,1630年时仅可容纳约30名病人。由于地处城市偏僻位置,其扩大规模和改善拥挤、贫乏、邋遢环境的可能性大为受限。伯利恒医院的病人主要来自贫民阶层。然而,有一部分来自富裕阶层的病人被单独收容,他们支付额外的费用便可获得更舒适的环境和更好的食物。在赫尔基亚·克鲁克(Helkiah Crooke)④医生于1619年被任命为伯利恒医院的“管理者”之后,这种做法变得更为普遍。他中饱私囊的行为招致公众的质疑,并于1634年被解雇。⑤尽管如此,他开启了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中双管齐下的先例,此举后来被广泛接受。

       1676年,旧的伯利恒医院被坐落于摩菲尔兹(Moorfields)地区的一座华丽堂皇的建筑所替代。⑥酷似宏伟宫殿的外表使它跻身当时伦敦的名建筑之列。“新伯利恒”彰显的意义非凡。它是公共慈善事业令人瞩目的展现,象征着伦敦上流公民给处于不幸境地的罹病者提供良好住所的高尚美德,它也表现出对待精神疾病时开明态度的主导地位,还有对疯癫可以被医院的高墙所控制和管理这一看法的确认。尽管种种内部缺陷、疗法效果有限和管理不善等问题在18世纪日益凸显,但伯利恒医院仍长期被认为是杰出的精神病治疗专业机构。直到1815年的一次公开调查予以真实揭露之后,其所享的这一盛誉才被终结。⑦

      

       图1 伦敦新伯利恒医院于1676年开业

       图片来源:惠康馆藏CC BY。

       作为一个全国性机构,伯利恒医院接收全国各地的病人。然而,病人主要来自伦敦和周边各郡。18世纪,全国其他地区对相关服务的需求日趋明显。在东部城市诺里奇(Norwich),玛丽·查普曼(Mary Chapman)——一位国教徒神职人员的富有遗孀创立并资助了贝瑟尔医院(Bethel Hospital),该医院于1713年开放。1724年她离世后,医院作为公共慈善机构继续经营。它最初小规模运作,在18世纪40年代仅有20-30位常住病人,1760年增加到50人。⑧该医院一直运营至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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