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1)06-0057-13 在《理想国》第五卷中，在苏格拉底对格劳孔掀起的“第三个浪头”(471C—472E)做了初次应对之后，柏拉图完成了他的“用词句在创造一个善的国家”(472E)[1](213)的工作，并且表明了什么是正义和什么是一个正义的城邦。在此之后，他开启了一个新的论证，即“在什么情况下和在哪个方面我所描述的这些东西最可能接近实现”(472E)[1](213)。也就是说，如何在现实中造就一个之前在词句中所描述的城邦。这是对格劳孔那个有关“这种政治制度怎样才能实现”(472B)[1](212)的第三个浪头的正面回应。如柏拉图所说，这包括两项工作：一项是“找到一个国家治理得非常接近于我们所描写的那样”(473A)[1](214)；另一项是“设法寻找和指出在现行的那些城邦法制中是什么具体缺点妨碍了他们，按照我们所描写的法制去治理它；有什么极少数的变动就可以导致他们所企求的符合我们建议的法律”(473B)[1](214)。这个论证计划无疑支配了之后一直到整个第九卷的论证。但正是在这里，苏格拉底主动掀起了一个更高的浪头，即所谓的“那个最大的怪论之浪”(473C)[1](214)，由此引入了《理想国》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论证，即“哲学家论证”。 苏格拉底是这样开始他的这一理论工作的。他指出，对于让现实中的城邦符合词句中的理想城邦，有一项变动至关重要，如果它能够成立，那么，就可以使理想城邦在现实中直接得到实现。这就是：“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473D)[1](214-215)在苏格拉底看来，这就是“那个最大的怪论之浪”，但他为此也就需要论证只有哲学家才是城邦的真正合适的统治者(474B—C)。因此，正是从这里开始，柏拉图引入了一整套非常系统的有关哲学家的论证。 《理想国》中围绕这一主题的论证无疑是为柏拉图在其中所勾勒的理想政治蓝图服务的，但却由于其主题的相对集中和特殊，构成了《理想国》全篇之中相对独立的一个部分。它从第五卷提出的“那个最大的怪论之浪”开始，一直到第七卷末尾才宣告结束。篇幅之大、论述之集中、主题之鲜明都属罕见。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曾经写过一部已经佚失的《论哲学》，那么《理想国》中以“哲学家”为主题的这一篇幅长达两卷半的论证可以说就是柏拉图的“论哲学”。其中有若干个主题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并且也广为学者们所讨论，例如日喻、线喻和洞喻，知识和意见的区分，从算术到辩证法的哲学家教育模式等。但对整个论证做一结构性的整体把握，梳理出其内在的结构层次，并对其中论证存在的理论困难做出评论，却是迄今尚未有人尝试过的。本文即是这样一个尝试。 一、哲学家论证的总体构成 从总体上说，柏拉图从《理想国》第五卷474C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七卷结束的哲学家论证可以大致分成五个部分：(1)什么是哲学家(第五卷474C—480A)；(2)哲学家都有哪些美德(第六卷484A—487A)；(3)哲学家为什么对城邦是无用的(第六卷487A—489D)；(4)哲学家败坏的原因是什么(第六卷489D—502D)；(5)如何通过教育造就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第六卷502D—第七卷541B)。 弗里德兰德的划分和笔者的划分大体相同[2](122-139)，他只是把第三、第四部分合在了一起，认为它们都是在对阿得曼托斯所提出的“我们一致认为哲学家对城邦无用”(487E)[1](234)进行回应。这诚然没有错，但从他的实际论述可以看出，对“哲学家为什么对城邦是无用的”予以回答，这和对“哲学家败坏的原因是什么”的探讨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主题，因为它们涉及两类哲学家：一类是所谓的“真正的哲学家”(489A)[1](236)，另一类是所谓的“自称也是搞哲学的人”(489D)[1](237)。因此，从论述清晰的目的出发，将这两个部分分开，无疑更为合理。 罗斯林·韦斯(Roslyn Weiss)的认识则更深入，她认为在《理想国》第六、七卷的哲学家论证中涉及两种类型的哲学家，即“天生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by nature)和“设计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by design)。对前者的论述开始于第五卷473C，持续到第六卷490D，在第六卷496A—502C又被重新论述并被完成；对后者的论述则开始于第六卷502D，贯穿于整个第七卷始终，在第八卷的开始段落543A—C中得到概括总结。[3](1)考虑到她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种类型的哲学家——所谓“败坏的哲学天性”(a philosophic nature gone bad)和“假冒的哲学家”(the pseudo—philosopher)—在关于天生的哲学家的论述的中断部分即第六卷490D—496A中被论述，她对哲学家论证的结构划分其实和我们大体是一致的，她只是认为496A—502C是重新回到对天生的哲学家及其统治的论述。因此，在陈述了苏格拉底提出的那个“最大的怪论之浪”后，她也认为，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的首要任务是要将他的哲学家与非哲学家区别开来，表明其本性的独特和高贵[3](13)，而这大体相当于上面所述柏拉图哲学家论证的前两个部分，即“什么是哲学家”和“哲学家都有哪些美德”。[3](14-20)在结束了对哲学家除了具有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s)还自然地具有伦理德性(moral virtues)的论述之后，她通过对“船喻”(The Ship Image)的引入[3](20-24)，实际上已经触及现实城邦环境中败坏的哲学家类型的问题，这大体相当于我们上面所说的“哲学家为什么对城邦是无用的”和“哲学家败坏的原因是什么”这两个部分，她只是把“船喻”划到关于真正的哲学家的论述部分[3](33-40)。而且，她也承认，在第六卷502C完成了对哲学家统治的讨论之后，柏拉图开始了对哲学家的教育的讨论，这一直持续到第七卷结束[3](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