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由博睿(Brill)公司出版的《晚清民国时期平民的日常生活：理解抄本文化》①一书，由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美国学者薛龙(Ronald Suleski)所撰，是中国近现代史及明清史领域正面讨论抄本文化的一部开拓性著作。②该书提醒研究者注意抄本对于理解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并为如何开展抄本研究提供了基本思路和一系列案例，而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显示了抄本解读会遇到的困难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 一、主要内容 大凡有一定田野经验的社会文化史学者，对于抄本在民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应该多少都有具体的感性认识。笔者在闽西四保田野调查期间，就不时见到村民家中保存的抄本。在这样一个曾在清代南中国印刷出版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印刷之乡，至今仍可找到为数众多的各种抄本。笔者在当地搜集到的礼仪手册——祭文本，有近五十种之多，但印本仅三种，其余均为抄本。③他如蒙学、制艺、堪舆、择日、医书、药书等类抄本，在当地也时有所见。 其实，诸多抄本被转抄、流通和使用，并非四保一地的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中国许多地域的情况。④宋代以降，特别是自明末以来，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书籍价格相对低廉，书籍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也日益向社会下层渗透。在这种环境下，为何抄本还有较大的生存空间，是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⑤该书作者选取这一学界相对忽视的主题进行研究，不能不说独具眼光。 据薛龙介绍，他对抄本的兴趣始于2004年。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过程中，注意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古董市场出售的抄本，开始搜集此类文献，并尝试对它们进行解读，此后相继发表过一些成果，该书就是在解读作者收藏的抄本，综合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 作者所说的抄本，并非图书馆收藏的那些珍本、善本，而是以往不堪登大雅之堂，流通于具有一定读写能力的读书人中间的手写文本。作者认为，这类抄本有三个特点：其一，它们并非大部头的史部、子部或集部著作，知识精英和殷实人家不感兴趣。其二，传抄这些抄本的目的，并非为了收藏或在学者中间流通。其三，传抄目的有时并非为了将重要著作传之后世，因为经常抄录的只是文本的部分内容。为区别于图书馆收藏的抄本，作者将本书处理的抄本称作“民间抄本”(第15页)。 全书共十章，外加绪论一章。第一章交待了作者解读抄本的基本思路，并论述了抄本及抄本研究的基本情况，如学界对抄本的研究，民间抄本与士大夫抄本的差异，抄本的用纸与装订，抄本的书法等，还介绍了杂字、科仪本、风水书、礼仪指南、讼师秘本等几种文类。第二章《抄本里的谦辞》、第三章《写在抄本的边缘上》试图解读抄写者留在文本中的各种印迹(打油诗、涂鸦等)。第二章主要讨论的是抄本中的谦辞，它们多书于抄本的封皮和封底；第三章的考察重点是抄写者写在抄本天头和其他地方的谦辞、批注和涂鸦，作者试图通过解读这些印迹，推断抄写者自身的教育程度、性情乃至人生观等。下面试举二例以说明作者的解读方式。 在作者收藏的抄本中，有一本抄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古文释义》，抄写者的书法较为老到，作者据此认为，“他已经花了许多年来提高书法水平，可能是一个少年或青年”(第69页)。这个抄本抄录了22篇古文，抄本最后有一段题为“时运”的文字，讨论的是时运问题。这段文字的大意是，人生于天地之间，无人可以摆脱时运的影响，所谓时运不济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差别仅仅在于是否意识到时运的存在，在于是否知道对时运善加利用。因此，“若怨时运不至者，岂不愚哉”?最后为了表达谦虚，抄写者书“见哂见哂”四字(第70页，参考第71页图2.2，作者漏读了后两字)。在这篇短论中，抄写者表达了对时运的看法，而作者认为透过这些评论，今人有可能窥见抄写者的世界观。 作者还对抄本《内外科眼科杂症》进行了讨论。从封面可知，抄写者名为何锦梁，应是一位医生。从抄本自身提供的信息判断，此人于1932-1945年在上海行医。从抄本中留下的信息，可以了解更多有关此人的细节：这个本子抄录了不少症状及治疗的秘方，作者认为这显示何医生平日忙碌，经验丰富；从最后一页涂鸦中的“皇法礼大”一语(“皇法”作者误读为“皇汰”，第136页)，本书推断帝制虽已覆亡二十载，但皇帝观念仍在影响着民众的想法；抄本还显示，此人还介入某些商号(某钱庄或药房)的运作，他曾派人去华中一些城市或乡村收账；从这个本子抄录的几条咒语，作者推断此人还对道教法术很着迷(第134-139页)。因此，透过解读抄本中留下的印迹，作者实际上试图勾勒此人生平的几个侧面——只是由于信息有限，这位医生的面目到最后仍旧模糊。 第四至九章详细讨论了五大类型的文本：第四章《徐老师：在一所清末的小学课堂内》讨论的是杂字等蒙学读物；第五章《清朝算命师对未来的占卜》考察的是一本命课；第六章《构建民国时期的家系：1944年山东》解读的是一部家谱；第七章《老白老钱写联儿》分析的是两本楹联抄本；第八、九章《妖魔》围绕不同阶序的超自然对象，讨论了一系列道教科仪本介绍的种种驱邪法门；第十章为结论。书后有四个附录。附录A、B、C分别罗列了三类抄本：本书提及的抄本，作者收藏但没有论及的抄本，及作者收藏的韩国、日本抄本。附录D是科仪本《五十之日逢五道》的英译。 考虑到作者的解读颇为琐碎，下面以本书第四章对一个抄本的解读为例，介绍作者的解读方式和解读重点。第四章讨论的是2005年秋作者在北京潘家园购得的一个抄本。抄本封面题“徐氏三种”四字，本书定为抄本书名，共102页。里面抄录了三类文本，最重要的是带有注释的《千字文》，其次是一个有助睡眠的药方，其三为一条谜语。作者从这个本子的使用者留下的印迹，重构了使用者的大致情况及他们与这个抄本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