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外国在华存在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任何对既有权势结构的挑战，都不可避免地牵涉列强的利益，产生列强干预的可能。外国人对中国事务参与之深，其观听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中国的政局。①面对中国已不断被卷入世界的事实，中外各方力量常常通过结纳或自设外文报纸来扩张自己的舆论阵地。②意识到需要向外人表述自己的中国各政治势力，也力图在外文报上发声。故外报上的言论虽多言外交，实关涉内政，对中外的舆论、政局走向有很大影响力。 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就是一份曾发挥过重要的舆论作用，被各方争夺，至今却较少得到关注的外文报纸。护国战争前后，梁启超的信件中屡言及英文《京报》，这份报纸不仅刊登了不少梁启超的文章，且一度被视作梁启超的机关报。然而正当旁人皆视《京报》为梁氏喉舌之时，双方的合作却戛然而止。以至既往学者研究梁启超的言论活动时，多未关注到梁启超与该报馆的关系。③本文梳理护国战争前后英文《京报》与梁启超及其同人关系的转变，尝试再现梁启超言论活动中被忽视的面相；并通过考察这一时期《京报》对中外舆论的影响，展现民国初年英文报刊在政争中的特殊地位及护国战争前后外交与外论对国内政争的重要影响。 一、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联合 报纸是近代中国新兴的传播媒体，一些读书人也逐渐认识到其重要的政治作用。陈衍就注意到，公法不能“折强邻”，报馆却能“张国势”。在他看来，报馆的作用“非徒使己国之人周知四国之为也，亦将使四国之人闻知己国之为也”，故中国宜开设洋文报馆，“散布五大洲”。④王韬更主张：“中国之所宜自设者，不在乎华字日报，而在乎西字日报。盖日报而系华字，而传而诵之者，只华人而已，西人则无从辨其文义也。”⑤ 孙中山后来曾列举在华设英文报刊的三点优势：一为“直接参加于世界舆论”；二为“生外交上积极的作用”，期得物质、精神援助；三为“生外交上消极作用”，排斥各种侵略主义。⑥可见英文报刊发行量虽小，意义却不小。对于深感有必要“张国势”的中国人来说，在华设立的外文报纸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不仅外侨大多选择阅读外文报纸，驻华的外国记者或通讯员也常通过阅读外文报来获取新闻材料，以馈其国读者。⑦ 1913年9月20日，英文《京报》在京创刊，由德华银行的驻京代理人鄂葛岭(Alfred J.Eggeling，?-1946)出资，著名英国报人伍德海(Henry G.W.Woodhead，1883-1959)主办。据伍德海回忆，在英文《京报》创刊之前，北京的英文报纸仅有由朱淇主办的英文《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一家。由于《京报》能够全面、迅速、准确地翻译公文，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境内所有公使馆、领事馆和海关必备的报纸。直到一战爆发，伍德海与鄂葛岭出于各自的国家立场，在报纸刊载内容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1914年10月下旬，被伍德海请来帮忙办报的英籍华人陈友仁(Eugene Chen，1875-1944)趁机从鄂葛岭手中买下《京报》并自任主编，直到1917年该报停办。鄂葛岭将《京报》出售给陈友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该报能在英、德间保持“中立”，而陈友仁又有意不公开《京报》所有权变更的情况，因此当时不少人认为《京报》是一份反映德国利益的报纸。⑧据日本外务省1915年1月之前的调查，《京报》表面上纯然由中国人所有，背后则仍由德国当局掌控。⑨到同年7月，《顺天时报》还指斥德国人经营的英文《京报》在离间日英同盟。⑩ 这位买下英文《京报》的陈友仁出生在中美洲的一个英属岛屿上，早年在当地做律师。辛亥革命爆发后，不通中文的陈友仁只身来到中国，通过主编英文《京报》为时人所重视，并与当时政界诸多重要人士都有往来。后来陈友仁跻身政界，多次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以推行“革命外交”政策著称于世。(11)但这位后来的国民党要人主办《京报》期间却一度在言论上批评、反对国民党人，反与梁启超等人来往密切。 梁、陈二人何时相识待考。1914年12月1日，英文《京报》增刊汉文部，梁启超特撰祝词，(12)代为宣传，表明双方关系已较亲近。此后梁启超便频频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大多关涉对日外交问题。这些文章不仅刊登在汉文部，还常常由其女梁思顺、女婿周希哲等人转译为英文刊登在英文部中。当时驻德公使颜惠庆就注意到：“截止1月底(1915年)的《京报》满篇都是评论日本的文章，主要是梁启超的文章。”(13)不仅如此，《京报》馆中还有不少梁启超同人。英文《京报》初设汉文部时其主笔是梁门“三少年”之一的蓝公武，(14)蓝公武离开后，继任主笔梁秋水则是康有为受业弟子。(15)1915年2月27日，梁启超致信梁思顺时特别嘱咐道：“《京报》事易孙姓者决不可别聘，林亮功专译英文则可。”(16)这里提到的“孙姓者”指《京报》翻译员孙几伊，1915年他因事离开北京，所以辞去了《京报》馆的翻译工作。孙几伊后来又在《大中华》杂志、《国民公报》《时事新报》几家报馆“帮办报稿”或“充当访员”，(17)这些报刊那时都与梁启超同人关系密切，可见孙氏属于这一松散的事业团体。而梁启超的嘱托也暗示着此时梁氏对《京报》报馆的人事安排颇有话语权。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特别注意旁人如何看待他与《京报》之间的关系。1915年2月间，他在给张一麐的信中谈到他与《京报》曾订立契约： 英文《京报》初约弟作文时，弟与严订契约，谓言论须完全独立，若有他人授意彼报，强我作者，我即立刻与彼报断关系，且穷诘其资本所自来，彼言绝无外资，弟乃应其聘。(18) 当时外界对《京报》已多有由德国资助的猜疑，从梁启超这封回信中可推测，时任总统府秘书的张一麐对《京报》就有所顾虑。实际上梁启超的态度也有保留，他在为《京报》作《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一文后，要求刊登时“篇首仍作数语，云本报请某人赐文一篇，幸得许可，为此不胜荣幸云云”，以“示偶作，非常作”，(19)似不愿将契约关系公之于众。“仍”字则透露出梁启超已非第一次要求在读者前隐去那频繁的文稿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