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1.06.004 1901年4月，清政府在中枢层面特设政务处，作为启动和领导新政的专门机构。在辛丑两宫回銮前，政务处曾一度代行军机处职权，作用十分关键。两宫回銮后，政务处的职能逐渐发生变化，逮至丙午改制，其职能和作用与创设时相比已大相径庭。作为新政的“统汇之区”，政务处贯穿清末最后十年，其动向不仅是辛亥革命前清王朝高层人事格局的重要表征，也关乎清末新政的整体走向。只因相关史事错综复杂，逻辑线索隐而不显，甚至相互矛盾，故既往研究对政务处的演化问题鲜有置议，以致学界至今未知其详①。 依时空为序爬梳材料发现，奕劻入枢是政务处发生转变的重要拐点。中枢权力格局的调整与相继出台的新政举措，是导致政务处职能遭到分割与转变的要因。因此，厘清奕劻入枢后的相关史事，不仅可以解开政务处发展演化的症结，深入认识清末中枢体系的变动，而且有助于揭示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高层的政治生态与王朝末日的衰败面相，进一步理解革命爆发前的历史大势。 一、奕劻入枢与政务处的人事格局 光绪廿九年三月十四日(1903年4月11日)荣禄去世，清政府内部高层人事因之发生调整。外媒称，从此“太后失一心腹之人，而平日倚恃荣相者则未免皆失泰山之靠，欧洲有一国失一至友”②。中外媒体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荣禄之死可能引起“清国内政之变机”，并提醒“留心西邻时局者不可不讲究其利害失得”③。《新民丛报》甚至乐观地预计，荣禄“一旦自毙，则政府必稍有变动，从此中国政界或可少有活气”④。 有传闻称，在以何人继荣禄“膺军机之重任”的问题上朝廷曾出现讨论，“皇太后乃属意礼亲王，而皇上则属意庆亲王”⑤。然而不论资历与影响，其时能够接替荣禄出掌军机处之人选屈指可数，朝野上下也有相当的共识。荣禄去世翌日便下达懿旨，“庆亲王奕劻著授为军机大臣”⑥，外界对此并无疑议。有观点认为，奕劻“之所以迟至光绪末年方能绾领中枢，乃是因为慈禧所最亲信的权臣荣禄死了，领枢无人，所以庆王奕劻方能以亲王之尊坐上了领军机大臣的宝座”⑦。即所谓“荣生时庆王不得入军机”⑧。 对于奕劻与荣禄在内外政策上的分歧，迄今所见公私记载大多阙如，报刊媒体反而偶有披露。有报道称：“梁诚氏之奉简驻美使臣也，庆邸甚不谓然，荣相则力保其堪胜此任。”⑨又称，“庆邸因振贝勒过沪被谤之事归咎于上海报馆之造谣生事”，与荣禄商议“欲藉端查办各该报主笔”，然荣禄“对曰：王爷喜用少年人，致贻笑柄。盖年少有才之人毕竟历练尚浅，故某之用人断不出此也”⑩。时论谓：“庆亲王素怀进步主义，且与皇上有同情之德。是皆荣禄之所无也。荣好联俄国，而庆王则喜亲日美，此亦与荣禄相反对也。”(11) 奕劻入枢六天之后便有旨意更调督抚，调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锡良署理四川总督，李兴锐署理闽浙总督，以德寿为漕运总督，张人骏为广东巡抚，陈夔龙为河南巡抚(12)。《新闻报》评论称： 广西军务濡迟极矣，德静帅日诵金刚经，又焚香好佛，无论军务不知，即一切之政事亦非所治，但贪婪而已。李勉帅为人清刚，与德静帅反对，尝矫正之。岑云帅籍隶广西，于广西土匪情形知之最详，又如何剿办得宜之法亦蓄之有素。云帅行政极风厉，治蜀其已效也，调以署两广，不避本省之嫌疑，此庆亲王之巨识，以之办理广西军务必得手也。 该评论进一步认为，“庆亲王之用人行政，非荣相国之用人行政也。兹番所简调各督抚，譬之文字之切题也。枢垣一变至道，不于是可望乎”，并赞扬奕劻“素秉公忠，庚子议和挽回大局，朝廷倚之为柱石。今于行政之始，即用人一端，已能洞烛中国大势”(13)。虽然这一人事变动未必尽出自奕劻本意，但舆论却赞许奕劻颇有识人之明，“用人”已在荣禄之上。 奕劻虽贵为亲王且当差多年，但不及荣禄深受慈禧信任。荣禄死后，慈禧太后特颁懿旨褒扬其“公忠亮达，才识闳深”，“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14)。恽毓鼎即认为，荣禄死后“饰终之典可谓逾格矣”(15)。《申报》亦称：“凡大臣例得之恩恤无不应有尽有，饰终典礼至优极渥，恩眷之隆亦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16)可见，慈禧对荣禄的宠眷甚深。 奕劻入枢后，其在军机处之权势亦远不及荣禄。荣禄秉政时，太后对荣禄“言无不听”。枢垣中鹿传霖与瞿鸿禨“操行政之权，鹿多执拗，瞿好挑剔”，鹿与瞿意见冲突时，由王文韶居中调解。而“鹿、瞿、王有不相能之时，荣相国又能以一言解之”(17)。而“庆王入军机十余日，闻知遇较荣略殊”(18)，且“不似荣禄在时，有独断独行气概”(19)。因此，奕劻在军机处中“诸事皆推让王相国为首”(20)。 奕劻的推让一方面固然由于此时“宠眷不甚深”，另一方面也颇有以退为进的自知之明。荣禄出缺后，军机大臣中王文韶、鹿传霖“年力就衰”，不易对奕劻构成威胁。对于初入枢垣的奕劻而言，也有必要拉拢二人。至于瞿鸿禨，则情况大不相同。瞿为荣禄援引，在军机处中“地位相当稳固”。“军机处拟稿的时候，荣禄、王文韶照例交瞿鸿禨动笔”，瞿“对于新政方面，握有大权。对于用人方面，不重要的官制，他亦酌量情形，有时推荐”(21)。故而“荣禄薨逝之后，瞿子久尚书慈眷日隆，势力亦日益膨胀”(22)，“太后有所筹画，辄就瞿言，独断独行，其权因之日大”(23)。可以说，瞿鸿禨是慈禧太后在军机处中制衡奕劻的重要砝码。此外，奕劻“于政务上没有自己全般处理之魄力。根据事之不同，往往委派给其他军机大臣”，因此“在作为庆亲王部下时，或多或少渐得权力”(24)。不过能在迭经变动的晚清政坛始终屹立，足见奕劻实非等闲之辈。初入军机，奕劻“没有班底，没有可靠的汉人，可以拉入军机做他的灵魂”(25)，可一旦地位稳固，则难免培植个人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