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的“国家”与“民间”或“社会”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论题。近些年较突显的研究思路是从州县以下的基层视角，自下而上地考察近世中国的历史演进。①清季时人普遍将救亡图强的希望寄于教育。新政学务无疑是观察当时“国家”职能扩张和官、绅、民关系演进的重要视域。但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州县及其以下的基层办学，相对忽略省府的较高层级学堂。尤其是高等“阖省公共”性质的官立学堂，多为官方大员代表“国家”创办并主管，很少进入既存学术讨论的视野。 而近年有关晚清官绅关系的论述亦多关注州县以下基层乡绅，相对忽略中上层精英群体。有学者观察到，在不少涉及晚清地方督抚与地方士绅关系的研究中，所谓“地方”士绅其实并非“能与督抚并举”者。②实际清季直接与督抚、提学使等官方大员合作的办学员绅，即多为有“阖省”乃至全国影响者，大体属于孔飞力所谓包括“全国名流”(national elites)和“省区名流”(provincial elites)在内的“大绅”(big gentry)范畴，值得进一步考察。③ 本文初步考察清季江苏存古学堂的校务管理和办学运作，侧重其“官力”授权下以师为主体的“权在总教”模式，兼及该校与公立南菁文科高等学堂的竞存履迹，可为深入认知清季新政学务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官绅关系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增进对中西办学理念的思考。而探究该校在“国家”兴起下的新“士治”格局，以及清季中上层精英士绅参与新政学务的多元化选择，或可从省一级的“地方”视角推进对那个激变时代的认识。 一、江苏存古学堂的筹建 1904年底或1905年初，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饬设湖北存古学堂，以“保存国粹，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④1907年秋，内阁会议政务处奏准饬令各省“于省会量力建置”存古学堂。⑤该校遂成为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体系内保存国粹的主要办学形式。大约同时，元和县训导孙德谦禀请用江苏“游学预备科”停办后遗留的校舍和经费兴办存古学堂，时任江苏高等学堂监督蒋炳章则力主用其扩办高等学堂。⑥同年底或翌年初，江苏巡抚陈启泰决定采纳孙德谦的提案，另行筹款扩充高等学堂。⑦ 事后不久，孙德谦曾说：“谦于存古[学堂]以一人发起，当时一二无识，肆意觝排，并身当其冲。”⑧所谓“一人发起”，应属实情；“身当其冲”则有些言过其实。蒋炳章、吴本善等反对者实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和活动能量。⑨他们不仅发出反对兴办存古学堂的“公函”，并竭力阻挠叶昌炽出任该校史学总教。其“鸣鼓之攻”来势甚猛，还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实非孙德谦一介训导可以应对。⑩存古学堂真正“身当其冲”的，是陈启泰、朱之榛、曹元弼和叶昌炽等官方大员和上层资深士绅。陈氏的鼎力支持是江苏存古学堂冲破阻碍的关键因素。据后来出任江苏存古学堂总校的郑文焯所述，江苏办存古学堂，蒋炳章“抵书讦诘，目为迂阔。幸赖臞老(陈启泰)，毅然任之，克期蒇役”。(11) 而该校的实际谋划和具体筹建则以朱之榛、曹元弼为主力。朱之榛虽仅以荫生官至补授道员，但为宦40年皆在江苏，在清季苏州政学两界资历甚高，威望颇著。(12)1907年下半年，淮扬海关道、江苏学务处总理朱之榛署理江苏布政使，竭力推动兴办存古学堂。(13)翌年4月，朱氏出任该校“总理”。当时叶昌炽听闻该校筹建由朱之榛“一人为政”。(14)而朱氏与曹元弼的通信也印证传闻不虚：学校章程是朱之榛请曹元弼草拟，禀送陈启泰奏呈学部；教职员的聘任则由曹元弼提出方案，再与朱之榛商办，后者有相当的决定权。即便是向湖北方面商调时任湖北存古学堂教务长王仁俊回乡出任词章总教、礼聘叶昌炽出任史学总教这些须由江苏巡抚发“照会”才能办的事，也是源于朱、曹二人的谋划和运作。(15)从筹办伊始，江苏存古学堂即更多体现资深士绅的意志，“官力”在实际办理中极倚重资深士绅，几乎完全听从其建言和设想。 这种主政官员放手，由资深士绅主导并相对自主运作的模式，与湖北、四川等省存古学堂由官方大员主持乃至亲力亲为明显不同。(16)江苏存古学堂办学强调教师的主体地位。曹元弼起草的《江苏存古学堂现办简章》明确规定：“教员皆兼管理学生”，与学部定章和主流办学风尚明显异趣。(17)清季新教育对中国传统书院制的一大改变是以“官力”强化对教员的管理，将新式学堂的教员“列作职官”，归“本学堂监督、堂长统辖节制”，并明令所有学堂“不得援从前书院山长之例，以宾师自居，致多窒碍”(18)，行政管理职衔凌驾于教职之上的威权由此得以确立。《江苏存古学堂现办简章》明令所有教员兼管学生，依循以师为主体的传统书院办学模式，在目前所知的清季新教育中，即便不是唯一的特例，也相当罕见。 与上呈学部的规章相比，实际的办学更加依循传统。为延访名师，陈启泰明确提出总教只需“一月到堂两次，宣讲大义。课程、阅卷皆以分校代理，如书院山长之例”。(19)所谓“如书院山长之例”已在正面突破前引“不得援从前书院山长之例，以宾师自居”的禁令。而在江苏存古学堂正式开办后，总教实际承担的教、考职责远非陈启泰所言那么轻松，对校务有相当的话语权，逐渐取代学校的行政主管，形成“权在总教”的格局。 二、“权在总教”的校务运作模式 1908年5月24日，江苏存古学堂正式开学，设经、史、词章三科，曹元弼、叶昌炽、王仁俊分任总教。学生分内、外两班。内班住堂，每月有“膳资笔墨各费”；外班不住宿，亦无膳资。(20)筹办时总理朱之榛“一人为政”的局面演变为以总教为核心的办学思路。叶昌炽因性情和身体原因，平日多避居乡下。“心精力果”的王仁俊原被寄望为办学的“好帮手”，但开学不到一月即离职进京。曹元弼一直是总教中权力最重、担当最多者。诸如内班学额的增补、月考的时间和场次安排、分教阅卷评语的校正等事，多是曹、叶二人协商，最终由曹氏拿主意。(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