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始，中日两国都深深感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为了探查西方走向强大的原因，两国都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迎来了翻译的“黄金时代”。1883年，矢野文雄描述日本的翻译盛况道，“方今译书出版之盛，其数几万卷，何止汗牛充栋”。①这一概括同样适用于近代中国。近代中日两国的翻译以学习西方为主要目的，虽有相似之处，却也呈现出路径的差异。除了西方路径以外，中日两国也曾相互经由对方国家获取西方的相关信息。在社会科学类书籍的翻译领域，该状况尤其明显，进而影响到两国的政治动向、社会制度、思想演变、语言表述等。 基于这一状况，本文将在比较近代中日两国社会科学著作翻译史的基础上，考察两国在翻译西学问题上的相互影响和正向互动。同时以进化论思想在中日两国的翻译传播为例，深入探讨“翻译的思想”在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一、状况的共有：近代西学译介的诞生 中日两国之所以经历翻译的盛况，与当时两国所面临的时代状况息息相关。概括而言，该时期中日两国在翻译西学的过程中，大致具有如下几个相似的特征。 第一，中日两国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打开国门，这一历史背景都给近代翻译史带来了重大影响。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总共发生过两场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第一场是佛经翻译，“从汉末到宋初，历时一千多年，以唐代为鼎盛时期”；第二场是明末清初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时兴起的以宗教、自然科学为主的翻译活动。②总体而言，中国人在这两场翻译活动期间并未感受到外国的威胁。而要论及1840年以前的日本翻译史，按照翻译对象国来分类似乎更为贴切。虽然日本也曾翻译过朝鲜及欧洲的著作，不过还是以中国和荷兰著作为主要翻译对象。日本从开始使用汉字起就在“翻译”中国的书籍，即所谓的“汉文训读”。1720年，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允许输入与基督教无关的外国书籍后，荷兰语书籍的翻译开始兴盛起来。③在加藤周一看来，1840年以前的日本在翻译两国书籍时也很少感受到外国的威胁。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日两国的近代翻译史与锁国体制的崩溃密切相关。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把中国通商口岸限定在广州，并先后出台《防夷五事》等条令，标志着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同样实行锁国政策，仅保留长崎、对马等港口同中国、荷兰、朝鲜等国进行有限贸易。其后，中日两国长期以来的“锁国”状态分别被鸦片战争(1840～1842年)和佩里来航事件(1853年)打破，两国开始与西方频繁交流，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促使中国和日本积极开展翻译活动。 第二，随着与西方交流的深化，两国翻译活动的焦点也呈现出相似的推移顺序。正如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佐久间象山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那般，⑤两国知识分子先是被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实力所震撼，于是主要翻译实用性较强的自然科学类书籍。 随着留学生和使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实地体验过国外的生活，或是间接获知了外国的情况，国际交流、制度改革等课题促使人们大量翻译出版具有实用价值的社科类书籍。⑥例如，严复于1877年被派往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专业是“驾驶”，⑦然而在留学过程中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与思想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动学习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回国后相继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社科类书籍。同样，日本学者津田真道于1862～1865年期间在荷兰的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留学，师从西蒙·卫斯林(Simon Vissering)教授。1868年，他把当年在卫斯林课上用荷兰语记录的笔记翻译出版，命名为《泰西国法论》。 最后受到关注的是文学翻译。郭延礼认为，经世致用思潮、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的自我优越感、文学翻译的高难度等是造成文学作品最晚受到中国翻译界关注的原因。⑧另一方面，人们对实用价值的重视是日本较晚聚焦文学翻译，尤其关注“写实类”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⑨此外，在近代日语文体尚未完全成形的时代，文学作品的翻译绝非易事。 第三，翻译标准尚未规范，译文中往往能见到译者自己的增删修改。为了使翻译更为规范，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曾做出不少努力。比如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森田思轩的“周密译”备受日本文坛欢迎。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翻译标准尚未规范，才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翻译观。例如日本曾出现“豪杰译”一词，这种不拘小节、恣意改动原文的翻译手法甚至传到中国，梁启超就是中国“豪杰译”的代表之一。⑩如果只从翻译质量来看，近代翻译作品良莠不齐，不像现在这样忠实于原文。可是，正因为近代的译者们对原文进行了各种增删加工，才使今天的我们能够了解到近代译者是如何理解西方文化的。 第四，翻译体系中存在“文言译—口语译”的对立。(11)1902年，梁启超与严复围绕翻译问题展开争论。对于严复在译著《原富》中使用的复古文体，梁启超表示，“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12)对此，严复答道：“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13)1902年是清政府多方位模仿日本推行清末新政的第二年，在这一时间点提出改革文体的人还比较少见。其后，经历了科举制度废除、新文化运动等事件，白话文作为一种崭新的文体迅速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