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11-0149-08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修筑的一条军用简便铁路。中日两国在1905年12月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善后事宜附约》后，日本依条约第六款之规定，取得将安奉路改筑为标准商业铁路之权利。学界围绕安奉路展开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①但这些成果多以安奉路改筑交涉及铁路修筑的影响为研究指向，至安奉路与朝鲜京义线相连的鸭绿江国境通车交涉，以往论者多未做深究。对中日鸭绿江国境通车交涉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展现中日关系被忽略的若干历史面相，还有助于揭示清末外交的运作机制。 一、交涉之缘起 日俄战争后的中国东北地区，呈现出日俄两强相争之局。对于力图以朝鲜为依托，一意扩张在东北地区特殊利益的日本来说，修筑一条联通中朝界河鸭绿江的桥梁，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英国驻安东副领事就曾指出：江桥建成后，“韩之釜山，可由铁路通至奉天矣。此路成立之后，将来日人往北清者必经此路。其往欧洲者，亦取此道转西比利亚铁路”。②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日本在未得到清政府许可遽行筑桥造成既成事实后，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日鸭绿江架桥协定》。③协定虽认可了日本的造桥计划，却仍留有鸭绿江国境通车及税务稽查等问题未能解决。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待未来桥工告竣时，中日两国再就上述遗留问题展开协商。 日本在获得清政府的筑桥许可后，即加紧调集劳工展开桥梁建设。据1910年4月的《申报》报道：“中日韩三国劳动工人会集两岸，不下数百人，版筑大兴，若有亟不暇待之势。”④桥工进展之神速，也让韩国铁道管理局长大屋权平(Oya Gonpei)感叹：“此桥着手至今约四阅月，而成绩已如此，据此预计，照原定期限之半，定可竣工。”⑤此后的桥工建设虽因鸭绿江结冰而暂行停工，但日人依工程进度估计，桥工仍可望在1911年10月完竣。⑥而鸭绿江江面在1911年春解冰后，日人即于3月22日重新动工。⑦至当年6月底，江桥桥墩已全部架设完毕，“惟铁轨尚未造就，闻该桥工告竣，当在中秋节前后”。⑧ 桥工进展至此，遗留的国境通车与税务稽查两案交涉，也就被日方提上议事日程。因上年中日两国签订《鸭绿江架桥协定》时，清政府认定鸭绿江为国境所系，“各国通例，凡火车出入国境，必须换车”，⑨坚持将换车条款写入协定。但此时日方以国境换车损害交通便利为由，打算促请清政府重新考虑换车条款，以实现彼方国境铁路直通的主张。至税务稽查一案，日外务省在1911年5月训令驻安东领事木部守一(Kibe Moriichi)，应避免将税务稽查分散在安东及新义州两地进行(新义州乃朝鲜京义线的北端终点站)，致徒增繁杂。税务稽查应由中日两国关员，在安奉路安东站内对入境的旅客及货物实行查验。⑩ 日方的上述交涉主张，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池张造(Koike Chozo)传达给奉天交涉使许鼎霖。许随后将日方主张汇报给外务部，禀请外务部是否照准日方所请。函称国境通车一事：日本已变其主张为“援照法义先例及满洲里成案，准其火车通过”。而税务稽查一层，日本则希望采用满洲里办法，“其火车到境时，由中日两国税司会验一次，以免阻滞行车”。(11)外务部收到许鼎霖的报告后回称：援法意先例之事，“已电法义两使，速觅国境换车章程暨收税办法”。(12)至会同验税的主张，外务部则请税务处饬税务司复核，“会同验税有无窒碍流弊，以为开议之预备”。(13)中日两国以国境通车、税务稽查为主要内容的鸭绿江国境通车交涉，也由此正式展开。 二、过境换车之议定 日本的鸭绿江国境铁路直通计划，将直接洞开中国东北门户，并使日本在东北亚的政治竞逐中占据更大优势，所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强烈反对该意见，他认为：“国境换车，本属各国通例，惟日领援引满洲里成案及法义先例为词，若竟照办，则兵马粮械直运，无可稽考，不妥甚多。”(14)但以国境直通替代国境换车，已成日方新的交涉方针，并由小池张造在1911年9月向许鼎霖提出交涉。此后，小池虽屡次敦请答复，但交涉未能取得进展。(15) 因桥工即将完竣，奉天前线交涉的迟滞显然使日方不满，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Ijuin Hikokichi)遂在9月底亲赴外务部交涉。伊集院告知外务部桥工将于11月完工，“敝国政府现在对于此事甚为着急”，因而提议：“因架桥不日完成，通车之事亟应先定大纲，至于细目，再陆续派员商议。且此事于两国之交通上均甚便利，欧美各国亦不以国境限制火车之通行，望速行议定方针。”但外务部坚持国境换车，指出“彼此以国境为界，由朝鲜来车以东峰为止，由奉天去车以西峰为止，所有乘客亦未见十分不便”。依外务部之议，鸭绿江桥将失去直联中朝铁道的预期。伊集院强烈反对该议，他点明鸭绿江桥必通火车，“现在所架之桥，均有铁轨，原为通过火车起见，况此不过期交通上之联络……并无政治上之关系”。经伊集院此番表态后，外务部未再声言火车不可过桥，只模糊表明须妥定火车过境稽查章程，“此固为交通联络起见，但于征税稽查最有关系，如征税稽查等均须一并规定方妥”。(16) 结束此次面晤后，伊集院又于10月3日照会外务部，重申日方将依《中日鸭绿江架桥协定》第一款主旨，“请两国彼此妥定直接通行火车之办法”。照会还以鸭绿江桥与世界交通极有关系，向外务部施压，“是桥工不日告竣，万一延缓，于中日国境世界交通之路，或有窒碍……国境彼此通行火车，为各国通例”，日方望清政府采用中俄满洲里国境铁道直通例，解决鸭绿江国境通车问题。(17)日本对联络中朝铁道可谓志在必得，在清末弱势外交的情势下，中国无力与日本抗衡，外务部担忧若再争执下去，局势恐更加被动，于是不再禁阻火车过桥。只是满洲里国境火车直通方案清政府断难接受，(18)如何消解日方提议，提出一个对中方相对有利的折衷方案，就成外务部亟需考虑之事。因日方提议国境通车时兼采法意成案，外务部决定援用该案抗辩满洲里方案。外务部在4日告知邮传部：“日领有援照法义先例之请，业经电准驻法刘大臣(指刘式训)复称，已将法义路约邮寄，惟该项约章是否足资援引，尚难悬断。”外务部请邮传部“先定大纲，咨明本部酌覆，再行照复伊使”。(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