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缘何误解马克思的劳动理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云峰,男,重庆市人,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教授;王绍梁,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所依赖的概念,诸如生产、劳动、价值等,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批判的效力,因为这些概念依旧没能突破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从而陷入了生产、劳动的意识形态镜像之中。因此,鲍德里亚对劳动力、劳动二重性、劳动与自然、劳动与需要、劳动与自由、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展开了系统的批判。鲍德里亚误解马克思的根源主要在于:一是缺乏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存在论内涵的准确把握,二是忽视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维度,三是混淆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这使他最终在革命路线上走向消极的象征交换理论,即采用“暴死”的方式来抵抗抽象劳动的符号化及其对人的控制。究其根本,是因为鲍德里亚在理论基础上拒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揭示了抽象劳动的形而上学本质以及对人的统治,给出了扬弃这种抽象劳动的科学方案。马克思不仅把劳动理解为改变世界的基础性力量,而且开创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即人类在劳动的过程中会创造出否定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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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1)06-0026-11

       “劳动”是联结马克思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枢纽性概念,因而对劳动概念的批判直接威胁到马克思的思想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领域中的中心地位。在近代思想史上,有两位哲学家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展开过系统性批判。一位是社会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把马克思对劳动的“重视”斥之为劳动拜物教;另一位与阿伦特遥相呼应的是后现代社会思想大师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如果说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一种政治哲学范式的,那么鲍德里亚则采取了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并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中寻求一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革命路线的颠覆和改造。马克思真的陷入“劳动之镜”了吗?鲍德里亚“在何种意义上”误解了马克思?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在学术界的影响延续至今,这进一步说明了从马克思的存在论和劳动批判理论本身来回应这种批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误解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误解可以从其“劳动—生产之镜”中窥见一斑。鲍德里亚所谓的“镜”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幻象,即马克思的劳动、生产、价值等概念仍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延续和深层认同;二是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思维镜像。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劳动概念以及由这一基础概念所延伸出来的需要、自然、自由等映现出根植于马克思思想深处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进而蕴含革命的劳动—生产辩证法也未能逃出资本的抽象统治。

       (一)劳动力批判:使用价值是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

       鲍德里亚批评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概念有一个十分巧妙的定义:“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①马克思把“劳动”等同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鲍德里亚清楚地看到劳动力概念构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秘密起点,当马克思把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引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时,“劳动”才能够进入循环生产的体系中,并创造出商品的“价值”。鲍德里亚提出,对消费概念的激进批判必须延伸到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才达到其全部视界,因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把劳动力看作‘具体的’社会财富的来源,是对劳动力抽象操控的彻底表达:资本的真理在这种把人看作价值生产的‘根据’中达到了顶点。”②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仍然保持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倾向,把使用价值的具体确定性看作政治经济学结构的具体前提,即商品的交换价值产生于使用价值。这就是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财富积累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例如一般的经济学就是把产品的有用性看作对需要的满足。他认为马克思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的地方正在于此,因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作为批判起点的错误正在于没有“揭示出使用价值是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③。即是说,使用价值也是作为符号被创造出来的,为了追求交换价值的实现和积累,多样化的使用价值才被生产出来。因而鲍德里亚把“使用价值”解释为“价值规律的最终沉淀物”,即具体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批评劳动力概念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延续和表达,并由此而得出颠覆性的结论,即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并不存在,相反,“正是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决定着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具体起源以及劳动行为的目的”④。政治经济学的症结在于把自身所生产出来的劳动力概念设置为人类潜能的基础,这种设置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操作完成的。因而,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力概念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现实和人的解放的基础性概念时,恰恰有助于资本的诡计。

       (二)劳动的质与量:量的劳动延伸到全部可能的领域

       那么这种“诡计”是如何实现和运转的呢?鲍德里亚认为必须揭示劳动力使用价值以及生产者特有的合理性概念的产生机制。这就是劳动的量与质的辩证法,其背后隐藏了价值的结构制度。这种揭示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分离;二是量的劳动(抽象劳动)升华为支配全部人类生活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⑤具体劳动是差异化和不可比较的,抽象劳动则具有量的可计算性质。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概念的二分逻辑反映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然没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他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具有质性规定的劳动力何以产生可计算的剩余价值?正是马克思关于质性的前提预设本身导致不能解释和发现抽象劳动的形而上秘密。劳动的量与质的“分离”本身是劳动的普遍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如马克思把具体劳动看作抽象劳动的基础。通过把质与量进行区分,进而让量(抽象劳动)从质(具体劳动)中脱离出来,并获得独立性地位,量的劳动最终才得以统治世界。通过这种二分,“量的劳动延伸到全部可能的领域”。鲍德里亚把这种延伸理解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因为意识形态总是根据二元分叉的结构建构自己,正是“在这种‘分叉’的基础上,劳动才真正地被普遍化了,它不只是仅仅作为市场价值而更是作为人类价值被普遍化了”⑥。即是说,这种“分叉”为抽象原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鲍德里亚进一步揭示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辩证法,指出:“如果任何一种类型的劳动都不再支配其他的劳动,那是因为劳动本身支配了所有其他领域。……对特殊劳动的漠不关心,适应了劳动决定社会财富的状态。”⑦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劳动价值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分析现代社会财富的形式,因而最终无法提供替代资本主义的真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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