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21)10-0016-08 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追问和反思“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何出场、怎样出场，成为新时代最重大的理论课题，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的当代使命。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起源于“问题中的哲学”向“哲学中的问题”的思维转换，作为“思想中的时代”的问答逻辑，我们对如何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答绝不能仅限于作相关的语义辨析(何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何为其理论形态？)、原则建构(何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而要秉持“方法论自觉”，穿越精神的表象去深入到让思想出场的时代语境中，作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出场学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因何出场、怎样出场、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的阐释逻辑，是作为“思想中的时代”以方法论自觉推动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的思想旨归。作为红线贯穿并根本推动上述范式创新和转换的重大时代语境，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只有对这一最重大的时代语境加以深度穿透和解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出场根据加以哲学阐释，对资本创新逻辑作最新批判，对全球新变局历史场域作深度反思，才能发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主张，才能充满理论自信地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回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笔者的理论创新研究史正是从“问题反思”经“形态建构”到“出场学视域”，呈现出依次递进的三个研究范式、三个维度。第一个“反思的问题学”范式以“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来系统揭示中国新现代性如何成为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而成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坚实的根基。第二个“形态建构”范式以“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揭示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带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世界历史性”趋势，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形态建构”。第三个“出场学视域”，以揭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出场、怎样出场的根据，来全面展示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逻辑。经历了上述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笔者的一个基本论断是：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走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 一、聚焦道路创新：从“问题反思”到“范式转换” 秉持“反思的问题学”是出场学原初的学术取向。坚持以中国与世界问题为中心，“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②展开研究，将“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坚持用问题逻辑来推动哲学逻辑的创新，成为这一研究范式的根本旨趣。今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百年。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深望建党百年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为主导、领导中国人民实现道路创新，开创了一条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或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③，其中包括了新现代性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沿着这一道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成功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深度聚焦百年大党如何以“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开辟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以科学理论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从而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奠定了最为坚实的现实基础，这是笔者的“反思的问题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在“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视域中，一种道路，只有转化为哲学表达才能真正达到思想自觉；一种思想，只有转化为道路探索才能真正达到实践自觉。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思想自觉、观念引领和哲学表达就是“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而成功开辟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则是“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在道路创新探索上达到的伟大实践自觉，成为百年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超越其他一切政党最伟大的贡献。 “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丰硕成果，时至今日也构成了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主要内容。如果说，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新时代使命，那么，回溯百年历史，“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的出场则经历了四大转变。 第一次是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重大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从此成为中国现代性道路探索的思想主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现代性道路的核心力量。这是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或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谓“新”的最关键、最核心的两大特征。鸦片战争以来180多年的历史，就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传统中国迅速衰亡、新中国重新崛起的历史。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主旨就是如何找到一条现代性道路以实现民族复兴、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之前，设计现代性道路探索的思想或是各种守旧的(如洋务运动中秉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或者是照搬西方的(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孙中山、黄兴、胡适、早期鲁迅、陈独秀等信奉的主要是“天演”进化论)，结果都屡试屡败。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现代性思想就是进化论。自郭嵩焘主张“不仅要关心西方制度、更要关心西方思想”之后，严复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主张用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教化国民、改造中国，作为中国自强保种的现代性之道。然而，这一思想不过是西方资本逻辑“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现代性道路的思想表达，它正是西方列强造就中国苦难的思想根源。这一思想和道路在历史实践中必然导致重大崩溃。它不仅导致中国现代性道路探索屡试屡败，而且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西方现代性文明的一切伪装。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必须要改旗易帜。在进化论价值观崩溃、国人陷入前途迷茫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送来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道路的希望。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此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探索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旧道路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