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唯物主义对现象学的超越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贵祥,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2)。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内在意识和外部实在的基本区分,构成了近代哲学的根本难题,从内在意识无法推导和证明出外部实在被康德称为“哲学的耻辱”。康德之后,马克思通过“社会劳动”的综合实现了“对黑格尔的批判的批判”,胡塞尔则用“意向性拧断了主—客体虚假问题的脖子”。但是,由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仍然停留在意识的内在性当中,它导致了自身无法克服的三对矛盾:现象学还原和先验自我之间的矛盾;本质直观和具体描述之间的矛盾;自明性、确定性和生活世界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对意向性活动重新“奠基”。实际上,马克思的实践论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具体而言,感性活动作为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原初形态和思想原则,它内在包含了对胡塞尔意向性原则的包含和超越。从包含方面来说,它早于现象学通达了“事情本身”;从超越方面来说,它体现在三方面:(1)本体论上,感性活动是人—自然存在的本体论证明;(2)认识论上,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3)方法论上,感性活动论打开了一门真正的历史科学。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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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一般叙事中,汉语学界熟悉的叙事模式是,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立,马克思综合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最后完成了一次哲学革命。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这种说法当然不算错,但是它忽视了哲学发展史中的其他线索和哲学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叙事并没有指出马克思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和他思想发展的内在进程。与之相比,当代西方哲学则提供了更复杂的哲学叙事。

       按照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的说法,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是20世纪的四大哲学思潮。其中仅就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流派的交融就发展出了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流派。这些流派的共同特征是“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的决裂”,并且颠覆了传统思想中认为“理论优先于实践”的看法。哈贝马斯概要地勾画了后形而上学时代一般的“思想轮廓”,但没有充分说明这些不同思潮能够对话交融的内在问题。本文主要从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理论面对的共同问题开始,从源头上去看马克思解决德国古典哲学问题的深刻性、彻底性和超前性。这样一方面充分打开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广阔的思想背景,另一方面揭示出马克思哲学所内在蕴含的超越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资源。

       一、“内—外区分的难题”及其解决的“两条路径”

       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但康德哲学留下了一个基本的难题,这就是现象界和物自体的二分问题。这个难题可以追溯到笛卡尔所确立的“我思”的内在性和“实在”的外在性的二分,即一旦承认有一个内在意识,又有一个外部实在,那么,这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有无同一性,内在意识如何走出自身触动外部实在等,就成为困扰近代哲学家极其艰难的问题。康德对此一难题的解决,在认识论上走出了一条综合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先验论的独特道路;但在本体论上,心物二元论依然保留如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康德把‘自我之内’和‘在我之外’的区别以及联系设为前提。实际上这是对的。然而按照康德提出的证明的趋向来理解,他却是不对的。”①解决此一难题,需要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最后真正破解和超越这种二元论的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它们各自以黑格尔和胡塞尔为中介。具体而言,前者经过黑格尔到马克思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后者经过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形成了现象学运动。这里双方都从康德的“形而上学疑难”问题出发,前者走出了辩证法的路,后者走出了现象学的路。

       其一,辩证法之路:马克思通过社会劳动的综合实现“对黑格尔的批判的批判”。

       这一基本判定是哈贝马斯考察近代认识论时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认识与兴趣》第一章“认识批判危机”中,第二节的标题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的批判:通过社会劳动的综合”②。这一论断具有双重含义:(1)“黑格尔的批判”是指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2)“对黑格尔的批判的批判”则是指马克思进一步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哈贝马斯的这一说法概要地指出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马克思的发展线索,也抓住了“劳动”概念这个关键,因而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哈贝马斯却没有具体阐发马克思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马克思实现这一点经过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五次批判。这五次批判表面上看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哲学形式,但实际上是马克思发动一场哲学革命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过程,这场革命和诞生过程的枢轴始终是“劳动”。

       第一次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这次批判的结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命题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第一次发生质疑的结果,它的基本动因是马克思遭遇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人们生活的“物质利益”和黑格尔的“理性原则”相互冲突,冲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正是曾深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马克思碰上的难题。而这个难题的深层基础,即造成市民社会和国家分裂的基础正是劳动本身。正是劳动引起的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已经深入研究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问题,但是由于他把一切外部现实都当成精神的外化,现实中私有财产规定异化劳动的情况丝毫未被改变,相反私有财产反而被看作只是确证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这样,私有财产给不劳动者带来利益,而劳动的无产者却一无所有。那么,古典经济学的劳动究竟是什么意义的劳动?这样,追溯经验现实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就成为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核心。这就进入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批判。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研究了劳动概念的经济学—哲学这一双重来源,通过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颠覆了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得出了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前提的结论。但是,在第一手稿的末尾,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③的问题,这表明马克思已经突破了经验层面“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相互规定和循环论证。马克思的这一提问意义重大,它直接导向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场革命的标志就是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这一提法的产生。它在《巴黎手稿》中的线索是:马克思从追问私有财产到追问异化劳动,从追问异化劳动再到追问劳动如何异化,而追问劳动如何异化又必然以人和世界打交道的感性活动或对象性活动为前提。这样,这个革命性的提法,最终通过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概念的批判而形成。感性活动是对心物二元论的统摄和超越,是“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它随后被概要地表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文简称《提纲》)当中。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二次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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