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和“历史一般性的特殊理论”

作 者:
关锋 

作者简介:
关锋,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
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以伍德为代表的一批当代左翼,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基础上,主张马克思主义基于生产方式这个共同路径洞悉了不同社会形态的特殊性,是“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认为其实质“只是关于资本主义特殊性的科学”。这个论断有悖于真相。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生产方式的深入解析,同时建构了把握普遍历史的独特路径,科学地揭示了历史普遍规律,亦是“历史一般性的特殊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重大过程、事件进一步阐释生产力决定论、历史普遍规律,使之与历史经验更具亲和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回避的任务。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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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1

       主张历史决定论进而强调人类社会发展有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的重要理据。列宁很早就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决定论”(《列宁全集》第1卷,第129页),认为辩证法在它那里之所以成为科学方法,是因为“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进而“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同上,第135-136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然而,在西方思想界,诸如波普尔、伯林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拉克劳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普遍规律说和决定论,进而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这需要我们从学理上予以澄清和反驳。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问题亦愈益凸显。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决定论,既关注代表历史一般性的普遍规律,也关注代表历史特殊性的资本主义规律,是两种维度的统一。恩格斯对此有明确而又精要的概括,“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1页)然而,一些左翼学者只承认后者,否认前者,主张马克思主义只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这亦需要我们从学理上予以澄清和反驳。

       一、问题的形成和呈现:“马克思主义只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

       恩格斯的上述概括,有很多显性文本支撑。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立足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揭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了更明晰和扼要的经典论述。以至恩格斯坦陈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还特意说尽管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界有根本差异,但“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1-302页)与此同时,《资本论》序言和跋指出,该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认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适用一切时代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同上,第21页)

       对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共同关注,构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深刻把握。这种共同关注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唯物史观得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初步形成,并作为“历史科学”而超越传统思辨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53-154页)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解,是以对社会结构发育最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为基础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对人类历史一般规律的通透把握,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规律的深入研究为前提的。第二,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外,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后对历史发展普遍模式和一般规律很少论及,其理论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剩余价值理论、三大拜物教批判等,探究资本主义何以运行的基本逻辑和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理据。列宁为此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31卷,第80页)第三,马克思还专门批判过对待社会历史规律的形而上学思维。如批评有些人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种历史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将某种独特的历史规律泛化为一般规律。(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467页)

       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探究“社会一般”即“适用于它的任何形态的规律”或“一切历史情况所共有的规律”,又探究个别社会形态“所独具的社会规律”或“每一历史时期的特殊规律”,后者构成其“一个本质性的特征”和优越性之所在。(参见《唯物主义历史观》第六分册,第43-50页)考茨基的这个认识有一定合理性。但可惜的是,他和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代表性人物一道,就主导倾向而言,其一依据以因果律为代表的自然规律,来理解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如考茨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不过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这些规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为自然规律,因为就其实质而言,前者同后者没有任何差别”(转引自布赖奥维奇,第83页),进而使历史唯物主义沾染上浓厚的机械决定论色彩。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精心指认和阐述的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决定论,推及、展开为人类普遍的社会历史规律。如拉法格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冠以“经济决定论”。

       20世纪早期,俄国十月革命获得成功,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却没有爆发革命。两相对照,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理解模式弊端丛生。以卢卡奇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之视为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批判,走出了另一种阐释路向。卢卡奇率先指认说,诸如经济决定论等“社会的自然规律支配社会的最纯粹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纯粹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卢卡奇,第317页),往往具体化为商品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等,“象‘盲目的’力量一样统治着人们的生活”(同上),马克思主义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同上,第312页),这是一种直抵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只是深刻洞悉了资本主义独特性及其特殊规律的科学,而非整个人类历史演变规律的科学。柯尔施承认诸如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等基本观点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历史唯物主义“在严格意义上”源自“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的研究”(柯尔施,第128页),“按照它一般的、在此被阐明的性质来看,是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科学”(同上,第50页)。针对布哈林以社会学的名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及其一般发展规律学说的说法,葛兰西反驳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历史方法论,在它那里,“问题不是要‘发现’‘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规律,甚至也不是要确定‘普遍的’因果律,而是要弄明白,以某种规律性和自动性发挥相对经常作用的力量是怎样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葛兰西文选》,第487页),亦即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如何演化出特殊的规律并成为约束社会主体的“自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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