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的社会意识论及其异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21)05-001-07

       实际上，我们过去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文简称《1844年手稿》)中劳动异化的讨论，通常都集中在劳动产品异化、劳动活动异化、劳动类本质异化和劳动关系异化这四个构境层面上，可是我现在意识到，关于《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完整的异化理论构式思考里，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即青年马克思关于认识论构境中的意识异化论。虽然，这一意识异化的具体理论塑形和构序，并不构成马克思劳动异化构式的直接构序层面，但却是青年马克思在劳动关系异化话语实践中有关意识论的独特思考。一定意义上，这也是青年马克思在社会意识论和认识论上的第一个思想构境层。它经过《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深刻地关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关系意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话语中。多年后，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创意识物化理论，固然他是从马克思并没有看到的工业生产流水线的劳动工序来讨论劳动者心理物化和规训的，但通过马克思后来经济拜物教批判话语的中介，多少接续了马克思所揭示的意识异化构式。

       一、人改造外部对象的劳动实践生成了主观类意识活动的直接基础

       类意识，当然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话语，但马克思将其根植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辩证法。这也就塑形了马克思意识理论的第一块重要基石。我们看到，在第一笔记本劳动异化构式第三个构境层中，马克思在讨论人的类本质异化的本真性前提时，明确指认人与动物在生活范围上的异质性。他说，动物的生存与自然是同一的，“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人的生活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bewuβte Lebensthtigkeit)”，在这里，“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动物的生存停留在生物负熵的直接性上，而人的生命活动则已经是由有明确目的指向的意志和自觉认知的意识所渗透，正是这种有意识的活动才使人获得异质于动物生存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表面看起来，这里强调意识和精神世界成了人具有类本质的根据，似乎这是所有唯心主义观念生成的逻辑构式，然而青年马克思进一步说，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类本质的基础，不是动物对现成自然对象的直接获取，也不仅仅是人的主观意志和认知能力，而是通过改变外部对象的实践——劳动活动，人才真正获得自己异质于动物生存的类本质。因为，只有“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praktische Erzeugen einer gegenstndlichen Welt)，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①这也意味着，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关系性的类意识和创造精神世界，关键在于改造外部世界的劳动活动，劳动活动生成的现实类本质关系才生成了类意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显然是在用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超越费尔巴哈。这里由劳动实践生发出意识和认知活动的主体，当然还是劳动异化构式中的劳动者(工人)。由此，马克思还展开分析说：

       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universeller)，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menschlichen Bewuβtseins)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Kunst bilden)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1]

       质言之，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自然对象，对人而言仅仅是人的意识对象，但是人对这些熟知的对象物的认知，并非是动物那样的简单直观和镜像式的反射，物性对象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呈现，已经是基于进入到“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加工(Kunst bilden)之上的。笔者以为，这恐怕是最早的对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现实基础的无意识触碰。因为，人加工自然对象的生活和活动是“对自然立法”的现实基础。其实在这里，虽然支配青年马克思的主导性逻辑构式仍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话语，但我们不难体验到经济学中社会唯物主义的隐性影响。因为与农业生产依循自然法则不同，工业生产不仅改造无机界，也改变有机生命界。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摘录斯密的《国富论》时，就援引了这样一个十分具体的叉明草(Seekrapp，salicorne)被加工生产的实例。斯密说：“这是一种海洋植物，一经燃烧便产生碱性盐，可用于制造玻璃、肥皂等等。”[1]叉明草从一个海洋生物到“制造玻璃、肥皂”的化工原料，已经是工业生产活动的复杂加工结果了。回到康德的认识论语境，叉明草作为人的认知对象，就不仅仅是先天综合判断直接塑形我们对它的经验感知和理性认知，而首先必然存在一个从外部自然对象到通过劳动实践改变了的产品的复杂转换，这是马克思将意识活动基于“创造对象世界”的劳动实践活动之上的客观基础。其实，这一点很深地关联在马克思后来一般物相化的透视中，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熟知的直观对象归基于背后的实践活动，以及后来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般非物相化视域中的物质生产活动。这应该也是经济学语境中社会唯物主义裹挟起来的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在占主导性地位的人本学话语中的顽强突显。这本身就是孙伯鍨先生指认的在《1844年手稿》中存在复调文本结构中两种逻辑话语交织和斗争态势的表现。马克思还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动物在自己的自然生存中，也会创造鸟窝、蜂巢和洞穴，它们构造生存条件的尺度是自然种属中的直接性，鸟不能在水中筑巢，鱼儿也无法在土地上钻洞，它们只能在自己的自然能力允许的“种的尺度”中活动，而人类的生存则打破了动物生存的自然性种属范围。人在改变外部环境的过程中，创造了生产和意识活动中超越生命负熵进程的“内在的尺度”，这种异质于动物狭隘生存的新的内在尺度，不仅有功能性的实效尺度，而且还会有主观审美的艺术尺度。在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这里，这种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内在尺度的基础当然不仅仅是观念，而是人的劳动的实践功能度，只有它才会创造出改变世界的“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也只有这种实践功能度才生成认知和审美的意识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