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理性与进步的重要性自启蒙运动起受到广泛认可，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①作为一种思考历史的方式，进步为理性展现了时间维度中的可能性；而作为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理性则为进步提供了目标与确定性。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伦理危机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促使思想界重新思考人类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社会整体进步的可能性以及西方文明的未来等问题；怀疑、商榷与批判理性和进步这两个概念也就成为20世纪英国乃至西方思想史的重要主题。其中，从宗教角度出发对于理性—进步主义的否定虽然曾是一种重要的“反思现代性”话语，但随着“欧洲心灵的世俗化”(欧文·查德威克语)曾一度为人所忽略。②不过近年来，例如，启蒙运动的宗教起源、基督教教义与启蒙哲学的关系，以及18世纪在多大程度上是世俗化的开端之类主题的出现似乎标志着宗教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回归；许多思想史家发现，启蒙运动对于宗教的态度其实颇为多元，而不是彻底的批判。就英国而言，思想史家开始愈发关注一些政治、社会与历史理论背后的宗教立场，“发展”“进步”等观念曾经具有的宗教内涵，以及基督教的教义和历史如何成为19、20世纪思想界所谓的“公共学说”(public doctrine)的一部分，这其中即包括了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之间一场明显的宗教复兴。③ 有关基督教的价值以及知识分子的热忱信仰如何在这个所谓的“新基督教时刻”中受到瞩目并得到提升，诸如考林、格里姆利、本特利、斯塔普顿等思想史家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④本文并不准备对这一思想现象做一全面梳理，而是主要聚焦于某些虽较少为学界关注但在当时具有一定典型性的历史理论和思考人类时间(human time)——尤其是“进步”观念——的方式。本文主要的关注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三位出生于19世纪末的思想家：阿诺德·J.汤因比(A.J.Toynbee)、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历史学家的身份之外，他们三人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乃至西方思想界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青年时期经历了一战，都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对于建立在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之上的世俗自由主义产生怀疑，进而将世俗化视作导致现代西方文明动荡与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对于他们的现有研究虽不少，但大都集中于他们的史学著作和史学思想本身，很少关注他们的历史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更广泛的思想语境中理解他们的宗教史观。 汤因比、道森和巴特菲尔德都没有担任神职，而是所谓的俗家教徒或普通信众(layman)。但宗教在他们这一世代的家庭与学校教育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以至于深入他们的思维结构之中，成为他们在面对危机时自觉调动的思想资源之一。不过，本文并不是一项学科史(例如史学史或宗教史)研究，也无意从价值角度评判这些思想家的宗教立场，或是对他们的宗教观念做系统性的整理，更不试图全面分析他们各自的宗教派别与其神学思想的关系，而是着力于在两次大战之间与二战之后，他们如何采用基督教视角回应西方思想界的伦理危机，又如何针对理性—进步主义的缺陷提出了批评与异议。由此，本文将兼顾语境铺陈与文本分析，它的主旨在于探究：1.为何某种线性的、目的论式的世俗历史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被认定在智性与伦理上同时存在缺陷；2.某些带有基督教色彩的历史观念的特点，以及它们与其他世俗的历史思想的区别；3.它们如何在一个特定时期代表了部分英国知识分子对于文明前景的判断，并且构成了他们历史意识的一部分。 一、文明的危机与宗教复兴运动的背景 在经历卡尔·波兰尼所谓的19世纪“百年和平”之后，欧洲社会遭受了一战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精神冲击。⑤这场被时人称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国际权力格局，改变了各国的内部政治，还深切影响了人们看待帝国、伦理与进步等问题的方式。⑥不过仅就英国而言，对于战争的反思并未彻底改变思想界的面貌，也不意味着进步主义的瓦解。诚然，有关“文明”的内涵与未来的讨论在战后英国思想界并不罕见，但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更多是警告而非彻底的批判与否定。一方面，正如彼得·克拉克、罗斯·麦克金本与裘丝·哈里斯等人的研究表明，乔治五世时期英国的政治格局、社会结构及舆论气候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和爱德华七世时期存在延续性，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将一战视作社会弊病的长期结果而非原因(例如帝国和土地问题自布尔战争之后就一直是思想界的热点话题)。⑦另一方面，相比于20世纪20年代，对于西方文明的悲观性反思更多地出现在30年代中后期。⑧ 例如，文学家、费边主义者H.G.韦尔斯在1921年的《拯救文明》一书中提出，如果人类不想回到曾经的野蛮状态，那他们就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观念”。⑨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哈蒙德在《过去与未来》中表示，一战反而让个体有机会反抗“抑制与阻挠我们希望的铁律”，它“解放、拓展了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着超出预计的、改变未来的力量”。⑩哈蒙德凭借他与妻子合著的“劳工三部曲”以及《暗淡的时代》中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与伦理后果的批判而著称；(11)然而，即使是他这样的所谓“悲观主义者”也认定，社会批判的背后是对于文明进步的向往，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反抗为了获利而做出的牺牲都标志着文明的进步”。(12)此外，中世纪史名家G.N.克拉克在《希伯特杂志》上疑惑地问道：为何目前有关文明的讨论集中于“它被摧毁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作为西方文明核心的一些伦理价值与智性成就是无法被毁灭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