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4-5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兴起被视为古典史学终结、中世纪史学诞生的标志。历史哲学、史学史与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文化史等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基督教史学在4-5世纪的横空出世导致古典史学的突变，为后者引入了犹太古史、宗教启示与“普世主义”等新元素，成为古典史学与中世纪史学的分界点。这种“4-5世纪古典史学突变说”虽然不无合理之处，但忽视了古典史学在罗马帝国时代所经历的显著变化，以及古典传统对早期基督教史学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演说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Aelius Aristides，以下简称“阿里斯泰德”)公共演说词中历史记忆的分析，揭示2世纪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观与早期基督教史学的相似性，以及二者间可能存在的继承关系。 一、4-5世纪古典史学突变说 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基督教思想对古典史学的三重影响：历史进程并非人类目的，而是上帝目的的实践；人类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行为主体的活动，还能认识那些历史行为主体本身的存在与性质——它们作为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而具备了历史重要性；基督教为古典史学提供了一种“普世主义”立场。①而在史学史领域内，西方学者同样强调“基督教史学”带来的古典史学突变(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堕落或衰亡)。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写道：“教会史书从一开始，就是受到严重歪曲的东西：首先是采用古犹太史作为基督教以前的历史；第二是它把上帝的启示和历史扯在一起；第三是恶意地把历史分为所谓‘神圣的’和‘凡俗的’即世俗的两种。”②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古代晚期”视角的提出，国际学术界对4-5世纪文化的批判有所缓和，开始关注这一时期学术文化的积极方面，以及基督教文化同古典文化的联系与互动。然而，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似乎并未触动教会史取代古典史学的传统叙述模式。在《古代晚期：后古典世界研究指南》中，卡梅隆认为，奥古斯丁(Augustine)与奥罗修斯(Orosius)对410年阿拉里克(Alaric)攻陷罗马所作的哲学、史学回应，标志着教会史学取代古典史学。古典史学遭此致命一击后，只能在抱残守缺中走向衰亡，并在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和普罗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的绝唱过后曲终人散。③尽管柯林武德、汤普森与卡梅隆在观察视角和感情色彩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他们的研究结论却基本一致：基督教文化元素的导入带来了希腊罗马史学的一次突变；这次变革发生于4世纪至5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史学同古典史学泾渭分明、彼此竞争并最终取代后者，其基本标志是强调“神圣”与“世俗”的差异、合目的论的进步史观与“普世主义”视角。 上述结论当然拥有相当充分的史料依据，而且生活在古代晚期的基督教史学家往往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明确将古典(异教)的历史叙述传统视为竞争对手，④并要求学生奥罗修斯在《反异教史》(Historiarum adversum paganos)中直接将古典史学作为攻击对象。⑤6世纪的图尔主教格雷戈里梳理了由尤西比乌斯、圣哲罗姆(St.Jerome)、奥罗修斯与维克托里乌斯(Victorius)构成的基督教史学传承线索。⑥ 就个案研究而论，上述观点饱含真知灼见。但是，对于全面厘清早期基督教史学同古典史学的关系而言，“4-5世纪古典史学突变说”似乎存在若干无法解释的逻辑悖论。它并未深入考察4-5世纪早期基督教史学同2世纪以降多神教历史叙述体系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没有严格区分早期基督教史学内部，以奥古斯丁一奥罗修斯为代表的拉丁语史学和以尤西比乌斯等为代表的希腊语史学的不同源头。事实上，古代晚期地中海东西部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地中海东部知识精英主要使用希腊文进行创作，并在1-3世纪开创了希腊古典史学的复兴；而西部知识精英则兼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且拉丁史学在塔西佗(Tacitus)去世后趋于没落。奥古斯丁和奥罗修斯固然强调了基督教史观同古典史学分庭抗礼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但尤西比乌斯却成长于地中海东部，其史学创作初衷与背景很可能同《上帝之城》和《反异教史》相去甚远。方志强指出，身为基督徒的尤西比乌斯也是一位渊博的希腊学者，其作品深受希腊文化传统影响；他的教会史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统与古代的普世史传统”相结合，采取“希腊化时代所发展出来的历史书写的方式”。⑦因此，我们有理由设想，早期希腊文教会史著作同2-3世纪希腊知识精英的历史叙述可能存在某些继承关系与相似之处。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反映2-3世纪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观念的理想样本。这一方面与3世纪危机、蛮族入侵等政治事件，以及后世手稿抄写者重基督教文献、轻“异教”文本所造成的材料稀缺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罗马帝国时期希腊精英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干扰。由于厚古薄今，1-3世纪的希腊作家在谈及历史时经常跳过希腊化时代；⑧而在述及希腊古风、古典时代与罗马共和国历史时，他们又往往直接复述前代学者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2世纪希腊演说家阿里斯泰德的两篇公共演说词《泛雅典娜节集会辞》和《罗马颂》就提供了宝贵线索，⑨反映了2世纪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的若干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