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1)09-0203-14 一、问题的提出 “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即对世界或某一地域的自然环境及人文要素的观念认知。这一概念最早为美国地理学者约翰·赖特(John K.Wright)提出，意指一种思想过程：人们对位置、环境、资源等地理现象展开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对自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理解与思考。①有学者认为，中国地理想象的变化与政治思想史的两次大变革密切相关：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土地理视域由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以及交通、贸易的早期发展而不断拓展，催生出以“天下”和帝国观念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另一次发生在清末，伴随着“西学东渐”和列强入侵，由西方传入的现代地理学知识推动了从“天下”到“万国”的观念转型。②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一批世界地理作品成为当时社会重新认识世界的一个突破口。此后，由于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接连失败，知识精英更加全面而系统地吸收近代西方地理学知识，译自欧洲、日本或由国人自行编撰的新式地图、学术论著和地理教科书开始得到大规模出版和传播，促进了现代地理知识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广泛普及，现代地理学在“庚子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中得以初步成型。在普及现代地理知识的过程中，地理想象的变化为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资源，国人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③ 对于近代中国的地理想象及政治意涵，当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进路：第一，从总体上分析现代地理学从欧洲、日本引入中国的历程。如陈丹阳从思想家论述、乡土观念、文化符号、地理教育等方面综合讨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并表明其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间的内在关联。④第二，对特定类型的地理文本的分析。如黄东兰、何思源对清末和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研究，解释建制化的地理知识对国耻观念、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塑造作用。⑤此外，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有关清代台湾旅行书写的研究、沈松桥有关20世纪30年代西北旅行书写的研究，呈现了游记文本如何通过对边疆地区的形象塑造来宣扬国族统一的观念。⑥第三，对地图编绘的分析。例如，王海洲对于民国和新中国地图的研究、李鹏对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研究均表明，地图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其能够在疆域意识和国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⑦第四，对特定地理景观(geographical landscape)的分析。例如，曹瑞冬以近代“灯塔”景观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何以从西方殖民主义的霸权符号转变为中国领土、主权、革命的政治标识。⑧实际上，这些研究大多承接了美国地理学家大卫·胡森(David Hoosen)在《地理与国家认同》(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所提出的思路，基于对19-20世纪的英国、法国、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该书开创性地探讨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如何将地理知识、观念、话语转变为强化民族主义和政治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资源。⑨总体而言，地理想象展现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人文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意义生产和社会建构之结果，其在形成过程中受历史记忆、社会认同、文化规范、政治权力、知识理念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并且反作用于世界、国家、地方等不同维度上的空间再生产。⑩ 但上述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对近代中国地理想象的政治意义的分析大多局限于民族主义或国家认同方面，很少将其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语境中加以思考。作为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政治秩序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涉及一系列重要的因素。例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明确的领土边界、对暴力工具的垄断、理性化的官僚体系视为现代国家的核心要素；(11)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在韦伯解释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强调平等的主权关系、强力的行政监控、统一的民族观念、平等的公民身份也是现代国家的关键特征。(12)概言之，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延展性极高的范畴：领土边界的清晰化、平等主权的获得、官僚体系的建设、代议制度的创建、民族主义的兴起、公民身份的形成、综合国力的发展等均是其重要面向。(13)其中，“国家空间秩序”(14)的塑造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环节，主要体现为一个领土边界的形塑和地缘秩序重构的过程。一方面，国家建构的推进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一种“有疆无界”的状态，其通过权力的辐射与渗透而对特定的地域空间实现排他性地占据与管理。另一方面，国家建构的展开往往伴随着与周边或全球范围的地缘关系的变化，从而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或多或少造成影响。(15)因此，现代国家建构语境下的地理想象主要是有关国家空间秩序的观念认知，主要围绕国家的地理方位、疆域形态、地缘环境等内容而展开。地理想象的变化则推动着国家观念和国家形态的整体转换。正如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强调的，现代国家的缔造意味着新的空间秩序观念的产生，这些观念使得现代民族国家与部落、城邦、帝国、封建王国、城市共和国等传统国家形式区别开来。(16) 关于中国从传统天下体系向地域型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现有研究亦有充栋之富。比如，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邢义田聚焦于“王权”思想的衰落与“民主”“共和”等现代政治观念的兴起，对这一进程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17)王柯、许纪霖从“民族”问题出发，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逐步取代“华夷”“天下”观念的过程，从而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奠定了文化基础。(18)除民族主义观念外，金观涛、刘青峰进一步探讨了近代外交、国际法实践中的新“国际关系”理念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影响。(19)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还从“地域”角度入手，讨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疆域变迁和边疆建设的认知。(20)但总体而言，与前述进路一样，这一角度的研究大多只是将地理观念视作王权、民族、国际关系的次要线索，既缺乏对现代地理观念形成与变化的细致探讨，更遑论将其独立地与现代国家建构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