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知識體系建構與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轉型

作 者:

作者简介:
惲文捷,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一帶一路研究》執行主編,博士(深圳 518060)。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受西學東漸影響,以魏源、徐繼畲、鄒代鈞和張相文等為代表的中國史地學者推動了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學術轉型。但是,他們在引介和吸收近代歐洲地理學和東方學界有關中亞研究的成果時,必須面對中西史地知識系統在觀念、術語、理論和實踐層面發生的衝突,這與19世紀歐洲學界中亞知識體系建構的動力、目標和特點有關。在應對和處理製造衝突和困境的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和文明優越論時,晚清學者們一方面借西學之力促成我國史地研究向現代地理學、邊政學和邊疆學演進;另一方面,他們接受西學之時亦在知識結構和方法論層面遺留了不少尚待解決的問題。這需要通過新時代中國的世界知識體系重構來完成先學們的未竟之功。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字号:

      [中圖分類號]K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1)04-0091-12

      一、問題的提出

      晚清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向地理學、邊政學和邊疆學轉型的重要時期。其中,西北史地學的興起、發展和演變在推動轉型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有學者認為,導致晚清西北史地研究學術轉型的要因有二:其一為邊疆危機推動道咸學術從乾嘉考據向經世實學、再向近代地理學轉型;其二為19世紀歐洲地理學知識輸入之促動。如鄒振環和郭雙林所說,晚清西學東漸促成了中國傳統觀念的變異與學術轉型。①當時,東方學和地理學研究在歐洲正盛,其觀念、術語、方法和理論隨列強侵略實踐進入中國,開始衝擊傳統學術的天下觀與方法論,迫使晚清學人必須正視、學習和應對之。

      與明清之際來華天主教傳教士主要從事文化交流工作有所不同,晚清西學輸入乃由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推動,學術服務於政治、經濟和軍事擴張的傾向更加明顯,這充分表現在“中亞(中央亞細亞)”②知識體系建構上。從19世紀初起,英俄等國的殖民擴張開始深入亞歐大陸中心地帶。各國先後組建東方學會和地理學會以加強探查亞洲的目標之一,便是促進對中國的侵略和對世界霸權的爭奪。19世紀歐洲的“中亞研究”上承18世紀東方學和中國學,下啟美國的“亞洲內陸”(Inner Asia)研究,對中國西北史地研究轉型曾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也留下諸多問題,對西方社會中國觀的塑造和我國西北邊疆安全造成深遠影響。

      因此,深入探究19世紀歐洲中亞知識體系建構對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轉型的影響成為必要。無論是道咸經世實學影響下的西北史地研究,還是同光宣三朝近代地理學(包括自然和人文地理學)與邊疆、邊政學在中國的奠基,以魏源、徐繼畬、鄒代鈞和張相文等為代表的晚清學人在學習、移譯、應用、宣傳和推廣西方近代地理學、東方學和漢學知識之時,一些重要問題——他們在吸收和運用歐洲地圖學、地理學和東方學觀念、術語、理論和研究方法時對西學裡的歐洲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霸權主義之認識、鑒別與揚棄;他們以近代歐洲學術和政治視角來重構中國自我認知和世界觀的方法與問題;以及他們將中國傳統天下觀與近代西方世界觀進行融合時發生的思想衝突和理論割裂等——均需加以探討和反思,以期對一些在西方學界流行的、關乎中國西北邊疆的錯誤認識正本清源,從而促進符合中國學術傳統與國家利益的邊疆研究的發展。

      二、西學東漸與晚清西北史地研究轉型的困局

      (一)19世紀歐洲的“中亞”知識體系建構

      “中亞”概念產生於19世紀初,正值俄英分別從里海西北、西西伯利亞和印度東部向哈薩克各玉茲、希瓦汗國、浩罕汗國、布哈拉、阿富汗、印度西北諸土邦以及中國的新疆、蒙古和西藏加速擴張的發端期。當時,歐洲東方學和漢學界有關上述地區的以“斯基泰”(Scythae)和“韃而靼”(Tartaria,艾儒略《職方外紀》譯名)③為標誌性術語的知識積累嚴重不足。為了解決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地理學和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記述之錯漏,英國蘇格蘭歷史和地圖學家約翰·平可頓(John Pinkerton)首先在1807年出版的《現代地理》第二卷“亞洲”(Asia)裡根據新獲信息提出了“Central Asia”之概念,用以更為準確地指代當時被歐洲稱為“Tartary”的北至西伯利亞、西到里海、南接“Tibet”和“China”、東達“Manchuria”的廣袤地域。④其後,法國東方學家克拉普羅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在20年代參考俄國駐北京使團報告提出了“大中亞”(Asie Centrale)概念,將其定義為從頓河到太平洋之間,被烏拉爾山脈、高加索山脈、里海、烏滸河、興都庫什山、喜馬拉雅山、中國內地、長白山、興安嶺、貝加爾湖、薩彥斯克、阿爾泰山和額爾齊斯河包圍的地域。⑤1843年,德國地理學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根據中亞周邊特質山脈及其內部水文系統的分佈,將“Zentralasie”定位為一個以天山和昆侖山為中心的,位於東經62度到119度、北緯27度到52度之間的長方形自然地理單元,範圍西起里海,東達興安嶺;北自阿爾泰山,南抵喜馬拉雅。⑥“中亞”遂逐漸取代“韃而靼”成為歐洲地理和東方學著作統合指稱上述地區的術語。

      至19世紀後期,俄羅斯帝國吞併中亞汗國,通過條約和劃界霸佔中國大片領土,在中亞汗國疆域的基礎上設立了突厥斯坦總督區(Typкecтaнcкoe гeнepaл-гyбepнaтopcтвo)。其轄地遂被俄國學界稱為“中亞”(Cpeднeй Aзии)。俄國人還相應提出下一個作為征服對象的地理概念:“內陸亞洲”(Bнyтpeннeй Aзии),⑦特指“俄屬中亞”以東中國境內的蒙古、圖瓦和新疆地區。其後,英美學者根據俄國說法將俄國控制的中亞地區稱為“Russian Central Asia”,把中國境內的中亞地區稱為“Chinese Central Asia”。俄國學界則對英法的中亞概念以音譯名詞“Цeнтpaлъцoй Aзии”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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