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21-05-31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6-0132-11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曰：“又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1]113其时为1919年，钱穆正任后宅初级小学校长。据钱穆自述，“作文课亦令生活化，令诸生皆不啻如自其口出”，是其半年中所得的一大教学经验，而研究者也往往将郊游写作看成是钱穆的创举，是其“不拘一格、启迪心智”“个性教学”[2]77的典型事例。这则事例，自然有着钱穆自由发挥的成分在内，但从深层渊源观之，也是自清末新式学堂以来“远足会”教学传统影响下的产物。透过这样一个师生远足“从游”的小切口，观其澜而索其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在教育教法等方面的内在一贯性与延续性。 一、远足：一个具有本土基因的舶来理念 所谓“远足”，即步行远游，或凭吊古迹，或采访事物，藉以扩展心胸、锻炼体格、增长见识。个人或二三好友的远足，自然能够在这两个层面受益，但“若以处于适当监督下之团体行之，则其所得之利益，当比此更大”[3]1447，那就是“群育”(mass education)效果的获得。这种由学堂组织的集体远足，在清末文献中被称为“远足会”。“远足会”注重校外现地教学，教师指导学生考察社会实况和自然现象、采集动植矿物标本、绘图写生、即景写作或归来撰写“远足记”，从而进行具有通识意味的直观薰育。 在清末，有很多教育者一直撰文呼吁，新式学堂应重视培养学生的活泼精神和体育素养，比较典型的便是蒋维乔《论学堂轻视体育之非》。在蒋维乔看来，当时的学堂教育“务注入精密之知识”，“国民知识虽进而身体衰弱，不足以任艰巨，国力必为之消耗”。[4]实际上，清末很多新式学堂颇注重“以日本为师”，同时糅合德、法、英、美的教育理念，在学生心智、体育教育方面进行很多制度化的设计，其中比较通行的一个项目便是“远足会”。1900年，《绍兴白话报》记载《绍兴近事》，其中专列“远足会”一条：“山阴县学堂，于十二日，举行远足会。”[5]1908年，《申报》也详细报道了山阴县学堂的一次远足活动。[6]从清末报刊载记来看，很多与山阴县学堂类似的新式学堂(以江浙地区为主)，已经将“远足会”作为学生教育的一项常例，绵历多年而不废。 “远足”看似是地道的汉语词汇，倘细加查考的话，汉语文言中是没有“远足”这一词汇的。“远足”实际是从日本舶来的名词(遠足，ぇんそく)，在江户时代指的是“徒步出远门”，到附近名胜游览或郊野旅游，而在明治时代则主要指学校的一种教育形式，比如1886年东京师范学校的行军训练便被称为“远足”[7]。1887年，日本《官报》“教育”栏目曾刊载《生徒长途远足》，略谓岛根县寻常师范学校组织百名学生，分四小队举行为期两天的长途远足，途经十几处地方，把途经的学校全部巡视一遍，并且在路过山海各处时采集各种标本，最后还组织了对抗运动。[8] 日本“远足”教育方式的形成，一方面是在教育中嵌入军训的“军国民”理念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对欧美教育理念的正向受容。欧美的城市文明发展较早且成熟，城市儿童渐于大产生隔阂，不如“乡村儿童，对于旷野、长流、四季变迁、动植物之逐渐发达，均有优悠领会的闲心”[9]42。因此，在19世纪的欧美，已经有呼声提倡让学生通过郊游(picnic)和远足(excursion)等，“恢复几分自然的境遇”。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教育界意识到，与其推行“直观教学”(intuitive instruction)，还不如引导学生与大自然动植物直接接触，于是便有了“林间学校”(wood school)、“户外学校”(out-door school)的设置，用意皆在摆脱学校生活的枯燥，多与自然环境相接触，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短期项目，如远足会(excursion)、郊游会(picnic)、童子军(boy scout)、女子露营生活(camp fire girls)等类型的修学旅行。[10]17更甚者，这一远足、郊游风气，在校内校外皆广为推行，成为欧美市民公共生活的日常板块。据王一之的游记： 美国各城，每值星期休假，尝有一天然相凑合之远足会。会徽炳列，旗色鲜明。翔步林间，别饶雅趣。……远足会最盛时期，即在西国清明前后。此时繁英如画，时鸟弄音。有以一永日之光阴消磨于林阴岚翠间者。旷野不可得食，往往执榼提筐以从。[11]95 这样的远足风气，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形成的。事实上，19世纪的英国绅士阶层崇尚“自然主义”，有着户外漫游的传统，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盛行以梭罗为代表的“自然文学”流派。无独有偶，1899年，德国教育家卡尔·费休(Karl Fischer)“提倡一种远足会，称为‘征鸟’……这班青年穿着短裤，系着领巾，常于星期日作远足旅行”。[12]74随着这样的“征鸟”团体的涵育以及相互的思想碰撞，最终形成了“自由德意志青年要用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命运”[12]74这样的共识，以此来对抗帝国的国家威权和军国主义。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日本教育制度中的“远足会”设计是受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远足”理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达国家里，俨然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和共识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