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之史，将以究天人之际，遍取一切，稍有关系，莫不著录。至于近世不然，盖诸学皆有专门，其间各有历史”①。1906年严复在对古今之学问做出区分时，特别提及成长于近世的“专门”之学。“专门”之意，指的即是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其不仅催生了近代世界的诞生，至今仍主导着人们对于所生活世界的认知。晚清士人慨叹于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受到“学”的冲击。张之洞所谓“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②，稍加引申，完全可做出这样的推断，所谓“政”或“器”，皆不过是产生阶段性影响的表象，至今仍在持续发挥作用的无疑是“学”。伴随“学科的制度化”，这一过程也改变了近代历史的图景，而基于“有一学必有一学之史”所展开的“学科史”书写，还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围绕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海内外研究者不乏关注③。在这篇文字中，笔者也期望结合过去的研究实践，对此所涉及的视野与方法，略加申论④。 一、问题的意义及视野的确立 追踪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聚焦于“学”，再自然不过。所谓“学”，不仅与“器”“艺”对应，还与“政”“教”(道)密切相关。笔者曾围绕学、政、教这三个关键词分析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与变奏，大致指明区分“西教”与“西学”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内涵不断拓展；“学”则是从与“器”“技”“艺”“术”的纠葛中被拯救出来，获得“普遍性”与“现代性”的定位⑤。这一系列变化既动摇着晚清读书人一向所捍卫的“道”与“教”，还使其不得不直面“学归于一”的巨变。 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曾以“尊新”为题课士湖南学子，唐才常在答题中就试图区分“西学”“西教”，将矛头指向“动诋西学与西教为缘”的“守旧家”，强调“欲新智学以存于鹰瞵虎视之秋，必自融中西隔膜之见始”⑥。另一位学子更是直指“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言下之意，“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地偏者俗异，俗异者教异，教异者势必极，势极而后必一反于道天也”⑦。这绝非孤证，稍后《湘报》的文章，即有“通教以绵教”的主张⑧。王国维后来也发文阐释由“道出于一”到逐步承认“道出于二”这一转变的深远意义⑨。 感受到斯时的天下不再是“道出于一”，只是问题的一面，与之相关的另一面则是，晚清以降的读书人还努力思考是否有“无中外”“无殊同”之“道”。而既然“道出于二”，能体现“无中外”“无殊同”的，则只能归于“学”。宋儒陆九渊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曾成为明清之际读书人化解中西紧张之重要资源。活跃于清初的梅文鼎甚至发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的论调，明确主张为学当“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⑩。降至晚清，郭嵩焘等“先时之人物”更是确信：“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二千年”，“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11)。相应地，越来越多的士人忧心于“将来五大洲合一，必有同用一文，同尊一教者，将何所从？”他们则更能接受：“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12)。 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通常归之于王国维的发明(13)。其实不然，自中西接触以来，以此立言者并不乏人。孙宝瑄1897年就表示，居今之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14)。甚而中西学问之分界也有别样意味，读了严复所译《天演论》后，孙宝瑄就明确提出： 今日中西学问之分界，中人多治已往之学，西人多治未来之学。曷谓已往之学？考古是也。曷谓未来之学？经世格物是也。(15) 正是有西学的参照，时人辨析中西之差异也渐渐落于“学”。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就道出：“夫唯数学(包括数学、名学、力学、质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16)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则将中西区别及竞争皆归于“学”：“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近世文明之向导，正体现在“数学、天文学、理化学、动物学、医学、地理学等，皆至是而成立焉”(17)。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中，列为首篇之《原学》也阐明：古之学术，“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到了“九隅既达”之世，“民得以游观会同”，故“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18)。 凡此皆昭示晚清士人会通中西学问之努力，期望实现“中外无异学”。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也逐步有了这样的见识，“昔之学在贯天人，今之学在赅中西”(19)。为此，严复也对曾经广为流行的“中体西用”论严加指斥，强调“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20)。梁启超则指明，他与康有为、谭嗣同辈，于此种“学问饥荒”之中，“冥思枯索”，期望创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21)。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所谓“学”，不再是“西学”(或“东学”)，也不是“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涵盖“诸学科”；甚至与“道”紧密关联的“教”与“政”，也被安置于“宗教”与“政治”之学。在这个意义上看，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其影响既深且巨，晚清读书人在认识到有别于“中学”之“西学”后，也积极图谋中学与西学之“会通”。 略说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对于中国的影响，进一步还要考虑确立怎样的视野进行分析。值得强调的是，将学科知识的成长视作推动近代世界诞生的重要一环，表明其构成全球性的现象，意味着具体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学科，在成长的线索上大相径庭，对此稍加辨析，或许才能确立考察中国近代学科知识成长合适的视野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