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彭芳梅,中共深圳市委党校,中国广东 深圳 518034 彭芳梅(1982- ),女,湖南邵阳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城市经济。E-mail:353398645@qq.com

原文出处:
经济地理

内容提要: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1-2018年的时空面板数据,应用耦联评价法与DEA-Malmquist法测算大湾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指标,绘制产业融合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化与拟合图,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关联关系,耦联度表现为负向关联,耦联协调度表现为正向关联。应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分析,初步定量确立大湾区产业融合是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因素。最后,利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产业融合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经济效应以及具体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产业融合耦联度表现为负向影响,且存在负向空间滞后作用,耦联协调度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三点建议:建立梯度式产业融合发展层级体系、重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指标的周期性特征、倡导产业深度协调发展与深度融合。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2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21)11-0038-10

       DOI:10.15957/j.cnki.jjdl.2021.11.005

       修回时间:2021-05-22

       工业4.0背景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复杂经济形势、国内国外双循环大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高质量自主发展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内陆9个城市的产业结构逐步实现从低水平工业化向高水平制造化、服务化的转变,并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简称《规划》)的引领下,逐步缩小与世界三大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差距①。大湾区内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正在逐步推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助推下,整体呈现高端制造服务化与服务互联网化的趋势,为大湾区打造世界一流城市群提供重要的产业支撑。然而,大湾区内部仍然存在城市竞争下的产业技术创新的重复性投入、城市间产业融合壁垒仍然显著、产业分工与协同演进仍处于较低水平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短期内会阻碍资源要素在大湾区内部的合理流动配置、阻碍城市内部与城市间产业融合,长期会拖累大湾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严重放缓大湾区经济空间结构由圈层梯度分布向空间网络结构演变的节奏,制约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利于《规划》的有效落实。为此,探究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时空演化特征,揭示产业融合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关系与作用机制,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世界顶级湾区城市群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产业融合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产业融合的经济效应,尤其是对产业绩效、创新效率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部分学者指出产业融合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李琳等研究发现制造业与信息业的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綦良群等研究发现区域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系统对装备制造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还有学者指出产业融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此外,现有研究中直接分析产业融合对城市一级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驱动效应以及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的相关工作较少[4],叶锋等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直接的提升效应[5]。其次,研究数据方面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省级层面[6],较少研究将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空间尺度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因此,有必要对产业融合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关系问题进一步深入,并通过探究产业融合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指标的关系来深入剖析空间关系与作用机制。

       据此,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为空间研究对象,通过城市层面数据探究产业融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深入分析产业融合驱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关系与作用机制。

       1 理论基础、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1.1 理论基础

       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效率、经济效率)的影响作用可以从产业融合过程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产业融合驱动力来分析产业融合如何推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以往研究表明,一是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如GeumY[7];二是行政约束放松,如李美云[8]、刘名远等[9];三是需求演化,如Hauschildt等[10];四是商业模式创新,如Chesbroug[11]。因此,产业融合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创新扩散效应、制度效应、需求效应以及管理效应。

       1.2 产业融合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1.2.1 产业融合评价

       以往产业融合研究的空间尺度大多集中在省级层面,对于产业融合的测度手段主要包括专利系数法、投入产出法、熵指数法、集中度法等[12-13],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为投入产出法与耦联评价法[14-15]。由于大湾区市级层面数据缺乏投入产出法必需的产业间投入产出数据,因此,本研究借鉴陶长琪等[14]的研究方法,选择耦联评价法测度粤港澳大湾区2001-2018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耦联评价法(或称耦合协调度模型)旨在通过引入物理学中耦合概念,描述两个及以上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及有序协调程度[16-18]。以往研究指出,耦联评价模型中的耦联度与耦联协调度在概念内涵上有所不同,“耦联度”主要是度量两个及以上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强弱程度的测量指标,用耦联度的大小代表;“耦联协调度”则是度量系统间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指标,主要体现系统有序化的趋势。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发生的融合可以看作两个系统之间的耦联作用。通过协调互动来相互影响,促进两个系统的共生演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联系统由各自的子系统组成,子系统由独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构成。耦联评价法通过引入功效函数,并应用TOPSIS法对耦联评价中功效函数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处理,用于计算最终的产业融合水平评价值,进而获得子系统的功效评价水平即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再依据耦联评价算法来测度产业系统的耦联度CP与耦联协调度CR。本研究仅罗列功效函数、CP与CR的计算公式(公式1、2),具体测算步骤、方法以及评价标准详见陶长琪等的研究[14],这里不做赘述。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