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过《城市规划原理》和《居住区规划设计》教育的人，都知道邻里单位及其与我国居住小区之间关系。一般认为是苏联受邻里单位的影响，在探索了大街坊、扩大街坊的基础上，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居住小区模式，然后传入中国[1-3]。但也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自主编制的《大上海计划》《十年陪都计划》中，已经提及将邻里单位作为住宅区的基本开发单元[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规划建设的城市居住区如上海曹杨新村、沪东住宅区等，设计者也直言是受邻里单位思想的影响[5-6]。此后，在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体系中，将居住小区作为城市空间组织单元的理念以及以小学服务人口为基本规模、避免城市交通干扰小区内部环境、以小区为单位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居民活动交往的公共绿地等规划设计方式与邻里单位的核心原则基本一致。这一事实，不管是直接学习还是间接学习的结果，都是知识转移的结果。因此引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时代，这一产生于美国1920年代的规划模型，为什么会在1950年代被社会主义新中国采纳，并影响中国居住区规划设计实践几十年?或者更客观具体而言，一个以西方工业化、城市化为背景，为应对汽车普及带来的城市问题和城市化带来的诸如人际关系冷漠、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为什么会成为当时城市化水平只有10％左右、城市建设基础薄弱、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领导下的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实践工具?本文将借助知识管理理论中关于知识分类和知识转移的内容进行回答。 知识管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始，为适应信息时代对知识创新和知识经济的重视而产生的新领域。知识管理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大类，关注不同知识类型在组织学习过程中的知识转移和转化途径。由于知识构成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知识转移不像商品那样可以直接传递[7]，这一过程可以进一步分为知识传递与知识应用两个子过程，并且在被使用的同时，必然伴有重建行为，会不断地产生、形成和发展新的知识[8]。知识转移的这一特点，对于中国的城市规划从业人员来说并不陌生，比如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体系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城镇体系规划，都是中国的城市规划从业人员“在学习、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和行政放权后的地区间协调发展管制的需要”而进行的“再构”[9]。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包括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但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规划实践失灵问题，又引发了中国规划界对于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的怀疑和对中国本土理论的期望。这种心态的产生，同样可以归因于城市规划学科本身由不同性质的知识构成：一方面作为工业革命以后应对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现代城市问题而逐渐成长起来的一门实践性学科，其以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为主要实践内容的工程技术知识和基于建筑单体的群体空间组织等知识具有普适性；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指导城市规划实践的理论及思想基础又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紧密相关，并进而影响实践中的技术运用和规划的实施效果。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本文选取邻里单位和居住小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知识管理理论中的知识分类和影响知识转移的转移情境、转移主体以及转移内容等因素，分析从邻里单位到居住小区的知识转移过程。希望这一分析本身能够作为规划历史与规划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创新探索，深化对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认识，并对今后的学科发展提供启示。 1 知识转移及其影响因素 自20世纪70年代，知识转移研究首先在企业管理界得到重视，以促进技术扩散和知识创新[10]。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信息革命的影响下，对知识的重视日益增长，知识转移过程无论是对个人还是组织或者整个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1]。与此同时，人们发现不同类型的知识，其转移方式或者途径存在差异。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知识管理理论，以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分类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知识转移的认识。知识转移至少包括知识的发送传递和接受应用两个基本过程，并由两个不同的参与者——发送者和接受者——分别完成，他们是知识转移的主体。显性知识是指能够编码为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的知识；与此相对，隐性知识则是不能清晰表达的知识，通常与感觉、技巧、身体体验、不可言说的规则等相联系[12]。在此分类基础上，著名的日本知识管理学者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对隐性知识的含义进行了拓展，认为隐性知识既包括技巧、技能、经验、诀窍等技能方面的知识，也包括理念、信仰、价值观、心智模式等认知方面的知识[13]。隐性知识的存在会影响知识转移的成效。这是因为，显性知识主要以编码的形式发送和接受，能够提高交流双方在意思理解上的一致性，而且可以通过贮存编码实现知识的发送和接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14]。但是隐性知识由于高度个体化、难以形式化等特点，在知识传递过程中可能会被隐藏而导致知识转移失败[7]。为解决这一问题，知识管理强调隐性知识的显性化。但研究者又发现，当隐性知识被迫分类、编码成为显性知识时，则不可避免出现情境上的差异，从而使被迫转移的隐性知识失去知识的价值。也就是说，对于知识转移主体中的接受方来说，如果不具备发送方所拥有的知识背景、实践经验或制度环境，即不具备知识转移的情境的话，那么即便是在发送方充分分享知识的前提下，也可能接受不到知识的全部内容，从而影响接下来的知识应用。 由于隐性知识的存在及其特殊性，知识管理研究进一步认识到知识转移其实是知识重建或者知识创造。在这样的过程中，接受者的背景知识和他对所处的环境或者对问题的认识能力显得尤为重要[12]。知识转移中的情境(context)因素得到重视，被界定为“人们在获取外部知识的过程中，对知识转移活动有决定性影响力的所有背景因素”[15]，并被认为是影响知识转移的决定性因素[12，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