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2105005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1)05-0032-08 区域和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对于复杂系统的发展规律，仅仅认识到其混沌性、不可预测等特征是不够的。关键是理解其发展演化的根本的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Arthur W B，1999)，即事物的结果反过来促进原因、从而朝着相同方向进一步变化的因果循环。比如商店的聚集吸引了更多访客，大量访客又进一步吸引商店聚集。经济学中的“马太效应”、老子所谓“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复杂网络的“偏好依附”理论①等规律都是一种正反馈机制。超大城市、城镇、城市中心、产业集群等地理空间上高密度的“极端现象”也莫不产生于正反馈机制(O'Sullivan A，2007)。本文所称“结构性影响”，即是要讨论“流空间”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形成和发展的正反馈机制，从而对其关键影响进行演绎分析。 所谓“流空间”(space of flow)，在提出者Castells看来是指“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Castells M，2011)，能够以信息网络和快速交通线路为基础将远处的场所连接起来、允许社会实践同时进行的物质安排(Castells M，1999)。就本文而言，可以将“流空间”进一步定义为：那些使得信息、资本、人口和活动等要素以更快、更便利和更低成本流动的物质及社会组织。其关键不是“流动”，而是“更快、更便利和更低成本”。例如金融资本在金融制度和信息技术等支持下、产业资本在制度和现代交通网络等支持下、创新知识在信息技术等支持下得以更快的流动。要分析“流空间”的结构性影响，就要分析“更快、更便利和更低成本”的要素流动如何影响了与之相对的“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要素流动相对较慢时——结构形成的正反馈机制。因此，“流空间”和“场所空间”定义中的“更快”“较慢”是服务于逻辑分析的技术定义，大体对应于现实世界中信息化和全球化之后和之前的情况。 自从“流空间”的概念被引入我国，相关研究发展迅速。一些研究从企业分支、资本流、货运等角度对区域尺度流的结构进行了测度和描述(张艺帅，赵民，等，2018；张泽，刘梦彬，等，2019；杨卓，汪鑫，等，2020；王启轩，程遥，2020)。城市尺度的研究议题集中在描述和评价“流空间”催生的新功能的分布特征(孙世界，王锦忆，2021；晏龙旭，2017)。但总体上，已有研究仍存在局限。一是区域尺度城市网络研究多，城市内部等更小尺度的研究少；二是描述分析多，实证研究少；三是对于流空间的结构性影响缺少系统的理论分析，提不出重要的实证问题。区域尺度的研究停留在抽象的指标测度上，很少能够解释流空间或定义的指标对场所空间的影响。城市尺度的实证往往又受制于研究数据的适用性；笔者曾探索性地解释并实证“流空间”的影响(Yan L，Wang D，等，2021)，仍有待深入研究。这些局限也给相关规划政策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带来挑战。 本文的目的不是解决上述所有问题，而是提供一个“应用理论分析”(杨小凯，2014)，即在理论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来制造理论假说，为实证研究和规划应用指出潜在的研究问题和方向。本文首先梳理经典理论，归纳场所空间结构形成的关键机制，然后结合典型功能和部分证据，在不同尺度上分析流空间对这些机制的潜在作用，从而讨论其结构性影响。最后，提出潜在的研究问题和方向，并简要讨论对规划研究的思考。 1 场所空间的结构形成及其关键机制 1.1 场所空间结构形成的解释 相对“流空间”的定义，可以认为“场所空间”是指要素流动相对较慢时的物质及社会组织。因为流动较慢、较困难或较昂贵，地理邻近性或交通成本仍起到决定性作用，使得生产者、消费者既获益于在场所空间中相互靠近，即受到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这一向心力吸引，又受到其他交通成本构成的离心力制约。譬如，正是因为货物运输、面对面沟通需要克服交通成本，同一产业链的制造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相互靠近就会获得好处；但又因为产品和服务运输到广大市场也需要交通成本，生产的过度集中又会产生不经济。 场所空间结构的经典研究可以追溯到Thünen的孤立国模型(isolated state)，他用给定交易中心(城市)、农产品运输成本共同解释了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区位选择机制(Thünen J H V，Wartenberg C M，等，1966)。在区域尺度，中心地理论(Christaller W，1966)和区位论(L
sch A，1954)基于生产与供应的规模效应和交通成本对区域空间结构——中心地分布的理想静态结构和动态变化进行了深刻演绎和实证。在城市内部尺度，Alonso等人借鉴孤立国模型，用给定的城市中心(CBD)、通勤成本解释了人口、就业、地租、住房消费水平、建筑密度等要素从中心向外梯度变化的单中心结构，形成了经典的AMM单中心城市理论模型(Alonso W，1977；Mills E S，1972；Muth R F，1969)。此后，理论研究克服外生给定中心的局限，深入论证了规模效应、前后向联系、商品多样化偏好等集聚效应如何促使中心的内生形成，以及集聚的向心力如何与离心力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场所空间的多中心结构(Anas A，Small K A，1998)。Krugman等人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或译为“核心—边缘”模型)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更系统地解释了中心、中心体系和贸易的内生形成与动态发展(Fujita M，Krugman P R，等，1999；Fujita M，Thisse J，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