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1821/dlxb202110006 修订日期：2021-06-20 1 引言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因素影响，贫困问题始终存在，始终是全人类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项重大难题和现实问题。从古至今、从东到西，人类对贫困的观察和思考并未停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与贫困作斗争的历史。早在公元8世纪初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观刈麦》中写道：“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农村贫困妇女带着孩子在田间劳作的现实景象。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Theodore Schultz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指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人，理解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理解了经济学中的绝大数理论”[1]。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消费支出低于1.9美元(2011年购买力平价)的标准估计，1990-2015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18.95亿减少到7.36亿，极端贫困发生率从35.9％下降到10％[2]。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困问题最为突出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自2013年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到201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至0.6％[3]，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世界减贫史的一大奇迹。绝对贫困能够消除，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4]。减贫与发展将会是学术界生生不息、永不过时的研究主题和热点话题。 贫困研究的科学史已逾百年，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学术界对贫困概念和内涵的认知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深化、细化，从单一维度的收入/消费贫困发展到了多维贫困(包括教育、医疗、住房、收入、营养、权利、能力等)[4-5]。19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Charles Booth[6]在对伦敦工人阶级的实证调查中，基于阶层和社会地位定义了相对贫困，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按最贫困到最富裕的顺序将工人分为8个层次，并绘制了伦敦的贫困地图。但Booth对贫困的定义是一种相对模糊的、描述性的定义[7]。20世纪初，受Booth的启发，Rowntree[8]对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的约克郡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进行了综合调查，并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一书中基于人类食物摄入的最低营养需求，首次明确界定了贫困与贫困线的概念。Rowntree的开创性工作引领了近100年贫困理论研究与政府减贫实践，是经济学中收入贫困理论的核心内容[9]。20世纪70年代以来，Sen提出的能力贫困与多维贫困理论[10-11]，以及社会学者主张的社会排斥与权利贫困理论[12-14]极大地丰富了贫困的内涵。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Abhijit V.Banerjee等，以表彰他们通过实验性方案减轻全球贫困的突出贡献。Banerjee等[14]在《贫穷的本质：为什么我们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指出稀缺(Scarcity)和带宽(Bandwith)是导致贫穷的两个主要原因。然而，这些理论均停留在个体贫困层面，缺少对区域贫困的关注和解释。尽管部分学者提出PPE(Poverty-Population-Environment)怪圈理论[15]、空间贫困理论[16-17]、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贫困“孤岛效应”理论[18]，但由于原创性理论不足、学科体系不健全、研究关注度不够，贫困地理基础研究滞后于反贫困实践。“理论贫困”成为制约新时期贫困地理学创新发展的最大短板和瓶颈。 国内地理学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末，由中国科学院、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地理研究所主持完成国家扶贫规划任务，研制的“中国的贫困地区类型及开发”方案直接支撑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地理研究在国家扶贫开发纲要的编制和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划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牵头单位开展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以来，一大批地理学者和青年学生走村入户、深入基层，积累了大量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一手资料和减贫经验，并涌现了众多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农村贫困化的孤岛效应[18]、个体贫困的累积放大效应[4]、扶贫成效边际递减效应[20]和贫困地域系统[21]等原创性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区域多维贫困测度[4]、区域贫困的地理学分析[22]等理论分析框架，有力地支撑了新时期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精准脱贫决策。2020年11月17日“一带一路”减贫与发展联盟成立，旨在开展“一带一路”地区减贫与发展的国际合作研究与技术研发，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扶贫开发经验和模式共享，为推动中国贫困研究的国际化提供了重要平台。 目前，中国已全面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尽管如此，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的消除不代表贫困的终结，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始终会长存，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会随人类社会共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贫困是特定地区特定时期内人地关系失衡的一种外在表现[4-5，23]。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从地理学人地关系视角审视贫困发生机理和贫困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对于深化贫困基础理论认知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21]。贫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地理学贫困问题研究不应随着当前国家脱贫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被弱化，反而应该被加强，亟需要进一步深化贫困地理学研究，继续发挥地理学服务于国家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学科特长和优势。 当前，我们亟需且有条件建立贫困地理学。一方面，发展贫困地理学是破解全球贫困问题现实难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需要。在中国减贫方案走向国际的实践中，亟需贫困地理学在基础理论、区域瞄准、科学减贫等方面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2013年以来国内大量地理学者参与到贫困地理理论研究与第三方评估扶贫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贫困资料、减贫经验和学术成果，涌现了一批心系三农、了解基层、致力于研究解决贫困问题的青年学生和学术后备人才。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无人机等现代科学技术为贫困问题研究朝纵深方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更有利于揭示贫困发生的本质。因此，本文在明晰贫困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探究贫困地理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提出未来贫困地理学研究中的关键前沿领域，深化贫困地理学研究，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减贫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