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王国维在其分章刊发的《宋元戏曲史》中推尊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由此激发了众多学者对前此各种推尊元杂剧之法的热情寻索。一类是着眼于这个判断的表述方式，认为“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起始于金元而历代有呼应。一类是着眼于这个判断的表达主旨，认为对于元杂剧或元曲为“一代之文学”的宣扬，元代已先发，近代有确认。然而这样的梳理辨析，又随之而生出另外的问题。关于前者，元人对于“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排列，是否必然对应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关于后者，元人虞集所说的“一代之绝艺”，清人焦循所说的“一代之所胜”，能否必然归结出元杂剧是“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这些疑惑是金元首创说、雏形说难以解释的，也是各种误解、曲解所忽视或忽略的。 站在元杂剧被世代推尊的立场，虽然事实上元杂剧在蒙元时期即雄绝一代，最终由王国维推尊为“一代之文学”，但这个判断并非来自王国维对前代认知的简单归纳和累加集成，其间实则扭结着传统、时代和个人三方面因素的促动——金元人提供了什么，明清人传递了什么，王国维所处的时代孕育、推动了什么，他个人又创造了什么；而这个判断的最终归结，又要得益于认识观念的进化、讨论立场的变换以及讨论者所处时代语境等因素的叠加影响，是它们共同促成了元杂剧在近代新型的文学格局中登上“一代之文学”的座位。 一、元曲置于“序列”中要表达什么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序列即被对应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循此逻辑，前代只要有人把元曲(包括元杂剧)置于这类序列，即被指认为元曲乃“一代之文学”的例证。但是，“唐诗宋词元曲”之类的序列，并非必然指向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判断，甚至并非指向于文体递变论，尤其在金元时期。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这类序列本身，考察一下它们被用以表意的缘由。这包括两个问题：其一，这类序列的各成员，它们排在一起的理由或原则是什么？其二，把元曲放在这类序列中，要表达什么含义？ 由于金元时期的刘祁、虞集、罗宗信之说普遍被后世视为“一代文学”论的发轫、首创或雏形，我们即以此为切入点。 刘祁在《归潜志》中声称：“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145) 罗宗信《中原音韵序》有言：“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周德清13) 孔齐《至正直记》卷三记虞集的言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96) 比照于后世诸多相类表述，他们的这些论断，对于唐诗、宋词、元曲排以序列、系以朝代的面貌已颇为清晰；对于元曲(包括元杂剧)配之于序列、系之于朝代的方式亦甚为明确。但这类序列并非必然包含着或衍生出“一代文学”论，而是因讨论立场的不同而有源流、并称、递变等不同表达含义。 (一)源流 刘祁对于诗、长短句、俚曲的排列，有一个明确的逻辑前提，即诗须有真情：“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但是，“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所以，“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145—146)。由此可知，刘祁的这个序列乃意指俚曲承续了诗的精神血脉——真情。 古代诗文之论惯于抽取一个要素，在诗文流变中溯源或寻流，然后据此源流脉线来排列诗文各体。对于元曲来说，这是推尊其品格和身份的有效方式，后世即循为常法。而根据着眼点的不同，这些做法可分为着眼于内在品格和着眼于外在体制两类。 着眼于内在品格，金元之际的刘祁标举尚处于萌兴阶段的元曲有古诗的真情精神，元代后期的杨维桢则认为元曲秉有古诗的风雅品格，他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指出：“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因此，元曲应追求雅正之格力，如果“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俞为民 孙蓉蓉，《唐宋元编》424)，则难符乐府之名，难当治世之音。 着眼于外在体制，评论者普遍关注元曲的合乐诗歌属性。元人通称元曲为乐府，所谓大元乐府、今乐府或北乐府，其意之一端即强调元曲承续了乐府可被之管弦的合乐歌诗体制。明代甚至有人强调“真诗”在于可歌，比如万历年间的王肯堂《郁冈斋笔麈》有言：“唐之歌失而后有小词，则宋之小词，宋之真诗也。小词之歌失而后有曲，则元之曲，元之真诗也。若夫宋元之诗，吾不谓之诗矣；非为其不唐也，为其不可歌也。”(151)即使论及元杂剧脚色扮演体制者，如清代的毛奇龄、梁廷枏，也会在合乐歌诗的发展线上，把它视为曲词歌唱的呈现方式，进而把元杂剧视为乐府合乐唱演方式的流别，由此串起的诗词曲序列，皆意在强调元曲的合乐诗歌属性(后文详述)。这与强调元曲秉有古诗的精神品格一样，都是为了标举元曲血缘正统、出身高贵，具有雅正的诗歌身份和品格。 (二)并称 虞集所排列的“一代之绝艺”包括“宋之道学”，这明显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此一来，这些“绝艺”就不存在文体间的源流或继替关系；它们排列在一起的理由，乃在于各自对应了“一代之兴”，换言之，是应合了一个朝代的气数(或称时运、世运、气运)。所以，虞集对于“一代之绝艺”的元曲特作说明：“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96)又在《中原音韵序》中说它“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周德清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