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7320(2021)06-0071-09 DOI：10.14086/j.cnki.wujss.2021.06.007 按照通常的认识，如果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直气壮地解读为一种政治哲学，那么理由只在于三点：一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以柯亨为代表的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整体性地转向了对基于平等、正义的政治哲学的构建；二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哈贝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当代实践哲学和政治哲学得以复兴的大背景下，从对交往理论的系统构建，延伸和推进到了对民主法治国之法的规范性基础的集中探讨；三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霍耐特以开显、激活和复兴黑格尔法哲学的思想资源为基础，对正义、权利等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议题进行了全面研讨。毋庸置疑，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期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的理论解读和界定为政治哲学，无论如何都是恰当和准确的。不过，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的认识上，如果仅仅将这三者解读和界定为政治哲学，那么这种解读和界定就是狭义上的，其判定的坐标系和标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为契机得以复兴的当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政治哲学”这个术语所指涉的，并不是一种单数的理论和范式。在政治哲学史上，除了当代规范性政治哲学，还存在其他不同传统和范式的政治哲学。这就提示我们，要对政治哲学作出全面的认识，要构建具有广泛涵盖性和巨大包容性的政治哲学理论，我们恰恰不宜局限于某种政治哲学的传统和范式，而需要开启一个广义政治哲学的视角。在广义政治哲学的视角下，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除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期哈贝马斯以及霍耐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还可被认定为政治哲学？或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何种理论话语中，还可以开显出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是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点。众所周知，现代性批判是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中占据着关键地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直接命定为政治哲学未必是恰当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挖掘、开显出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或者至少是从中挖掘、开显出理解政治哲学的广博视角和理论资源。这一挖掘、开显政治哲学的工作，不管是对于进一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全面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指向现代西方主导思维方式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全面出场的重要基础 古往今来的各种可被命定为“政治哲学”的理论，不管在传统归属和学术范式上存在多么大的分殊和不同，在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就是都在一种规范的层面上，本着一种价值判断去对政治事物和政治现象进行质询和探察。如果说这一点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标志性特质，那么这个特质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政治哲学与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相区分的根本界标。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虽然也不排除价值上的设定或追问，但总体来讲，它们在学科属性上，是实证科学，而非规范性科学。不同于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不是实证科学，而是规范性科学。实证科学主要探求的是“是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而规范性科学主要探求的是“为什么”和“应如何”的问题，这两类问题存在一目了然的差异。政治哲学作为规范性科学，固然也会涉及“是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但其主导性的思维方式，必定是非实证的，故而“为什么”和“应如何”，必定是其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个情况意味着，在一个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往往并不具备政治哲学全面出场和蓬勃发展的有利契机和土壤，相反，政治哲学在这样的时代走向寂寥乃至湮灭，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事实上，上述情况就真实地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思想界。众所周知，17世纪到19世纪，是一个政治哲学得到大发展的历史时代。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亚当·斯密、黑格尔、穆勒、马克思，都是这个时代中堪称“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然而，在这个时代之后，也就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却迎来了一个“冰冻期”。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段内，不仅没有产生出能够彪炳历史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哲学经典，甚至连政治哲学所特有的提问方式也遭到了普遍拒绝。究其根由，主要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实证主义成了主导性乃至是压倒性的思维方式。众所周知，实证主义是孔德之后所发展和流行起来的一种理论形式和思维方式。这种理论形式和思维方式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一直占据着西方思想界的理论高地，成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的强势兴起与持续繁盛，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实证科学，或者否认马克思作为哲学家的身份)，而且也必然从思维前提上阻碍探求“为什么”和“应如何”的规范性科学的发展，从而必然成为政治哲学从兴盛不断走向衰微的最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