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1.05.004 法国当代左翼思想家安德烈·高兹，作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因其政治生态学思想而闻名遐迩。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其政治生态学思想做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引介、阐释和研究，这为学界深刻把握其政治生态学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有益借鉴。学者们就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中所关涉的生态伦理观、经济理性、生态理性、生态社会主义等论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而鲜有从“历史-现实-理想”的总体性维度和整体场境出发去透视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笔者认为，如果从总体性视角出发，历史性地考察高兹论述政治生态学思想的著作，就会发现其中显现出三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这三个维度便是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理想维度。与此相对应，在这三个维度上，依次发掘到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即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和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正是这三大部分的相互关联、相互支撑才使得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的体系建构得以可能。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理想维度三个方面对高兹的政治生态学思想进行总体性把握。 一、历史维度：批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在这种批判和反思中折射出的是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所具有的历史维度。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和排斥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中央集权、官僚主义的约束、对个人自由的戕害等缺陷和弊端有所指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的开篇序言中，高兹指出：“作为一种制度，旧的社会主义已死。作为一种运动和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已走到了尽头。它曾经宣称的所有目标都已失效。它得以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消失。旧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其预言维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历史和技术的变化，导致的不是无产阶级，至少也是工人阶级的消亡，同时已经表明了旧的社会主义关于劳动和历史的哲学的错误。”①的确，历史和现实的变化表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式微。②对此，高兹斩钉截铁地宣称：作为一种制度的旧社会主义，无论其政治组织、阶级主体，还是其哲学理念、理论体系，均已宣告了彻底的失败。换言之，“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然崩溃”③。尤其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政权的倒台，更加让高兹确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更无法为实施真正的生态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发挥应有效力。在高兹看来，任何借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企图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努力终将徒劳。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高兹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并未停留于一般的历史事实层面，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追问，这种追问遵循的是“经济理性”的分析理路。这一分析理路是高兹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最精到之处，因为通过采取“经济理性”的分析理路，高兹直指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本质。 同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具有类似之处，④高兹强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讽刺放大画”⑤。追求物质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仍旧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不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主要采取的是集中的整体经济监管，通过有计划地对经济加以编程，通过具体的经济指令使这种集中统一的监管合理化。于是，作为“强本”的系统的整体合理性渗透到所有活动领域，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领域，甚至是家庭领域。个人的自我调节的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的介入反倒成为“弱枝”。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因为整体合理性脱离了对个人所处的周围环境、对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直觉性理解。与此同时，由国家主导的经济理性在这种有条理、程序化、合理化的整体整合中抽象存在，形成了对个体主观和个体权利的外在压制。在此情形中，只有一种真理、一种理性形式、一种权力形式，任何形式的反对或民主辩论都不可能，也不允许。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在系统的整体合理性中，每个人的功能或能力都纳入可计算的范围，系统地整体合理性依赖的就是这种可靠性和可计算性。由此看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未能摆脱“经济理性”的束缚，反而依旧屈从于“经济理性”。概言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仍旧奉行着“经济理性”的根本性原则。只不过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的经济理性来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理性看起来更具有权威性和真理性。官僚和政府以这样的经济理性的名义去压制个体的主观自由和权利似乎更加不可抗拒。 “经济理性”这一术语是高兹政治生态学思想中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在高兹政治生态学的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高兹在发表于1988年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对“经济理性”做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和反思。虽然这种批判和反思是从较为抽象的哲学层面来讨论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问题的，但在遵循“经济理性”的根本性原则方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无异，⑥它们均肆无忌惮地将这一理性拓展至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方面，而由此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在这两种社会模式下均无法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高兹告诫说：“不为经济合理性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市场规律)施加限制，实际上是在走向社会的完全瓦解和对生物圈的不可逆转的破坏。”⑦高兹的这一判断在目前看来，无疑是正确且深刻的，因为如果人们不为“经济理性”划出必要的界限，那么，最终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必将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至于到那时，这一代价能否为人类社会所承受，以及这种不可逆转的破坏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彻底解决生态危机有无可能，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最终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将何去何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明朗的，甚或是黑暗的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