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15；B5-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9-0034-11 危机是一种主体性失控的状态，意味着某种外在力量剥夺了“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危机理论则试图使得“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①。在宣称“历史终结”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中，危机及其规范的重构似乎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命题。毕竟自由市场、代议制政体、理性多元论和“普世价值”都宣告着主体性的创生。“单数的”政治及其主导者在过去40年“大获全胜”，这一方面体现为《人权宣言》发表以来写在纸面上的普遍解放成为话语中的“事实”②，另一方面体现为这种合法化的话语小心翼翼地遮掩着实际发生的政治危机。但是，在私有制产生以来的“史前史”阶段，阶级对立所导致的政治对抗既不是“新鲜事”，也不是资产阶级无从应付的问题。换言之，在那种为阶级矛盾“量身定制”的政治经济制度下，阶级斗争成为可以被言说(乃至被戏说)的常态，而不是超出当代政治话语限度的危机。但是，阶级斗争却并没有直接得到承认。人们所承认的是在话语中被重构的危机，亦即作为身份政治及其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永恒分裂和对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被转述为“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被转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原罪”——抢夺就业机会、消耗自然资源且人口众多。性别、种族、生态观念乃至素食主义等身份让劳动者对互相苛责乐此不疲。在身份政治的话语操演下，人们以虚假的斗争和仇恨应对虚假的“危机”，却犬儒地搁置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的程序。③ 一、启蒙主义：身份政治的粗陋形式 启蒙运动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主体被承诺达到普遍解放的社会状态。自由和平等的政治身份(公民)宣告了几千年来等级性人身依附关系的终结，赋予主体一种必然的救赎。理性和科学消除了自然不平等所衍生的偏见、压迫和暴力。在民主程序中，作为主权者，每一个主体的偏好、信仰和特殊理性被抽象。在根据公共理性和公意设计的良序社会中，个人的或宗派的意志不再是合法性的来源。尽管市民社会仍然滋生着尔虞我诈和损人利己，但是在“蜜蜂寓言”式的需求体系中，理性和平等提供了作为底线的道德基础。在市民社会无法调和的矛盾上，“利维坦”式的国家将作为“公正无私的第三方”代表公意确保法治的贯彻。 毋庸置疑，这种政治仍然是阶级的。一部分人民注定只能在每一年投票的时段内作为主权者。④但是，启蒙哲人却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关于阶级统治的辩护，“基于平等的观念，不仅否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任何自然区分，而且否认基于自然不平等的政治统治理由”⑤。甚至在理想条件下，纯粹的实践理性将“完全消除自大”⑥，因为这种基于感性的“自我尊重的偏好”不具有普遍性，不仅与道德律相悖，而且造成了主体与他者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但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却展现出完全不亚于中世纪的附庸于身份的权力的狂热。以理性、启蒙和民主之名，偏见和仇恨成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同拾起的武器。在普遍“解放”的公民身份之下，主体始终在民族、种族、宗教、文化冲突中感受着远甚于失业带来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无暇去探究科学对政治行为提出的审慎和明智的要求，甚至对真理大加嘲讽。在面对旧制度的斗争中，夺取了“解放者的地位”的资产阶级，为了成为“普遍统治”的特殊阶级，“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并且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被看作“社会的总代表”，最终让人民相信其斗争的目的是“社会的普遍权利”。⑦但是在新政权建立的翌日，作为“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的资产阶级，却不得不偷换启蒙政治观念。因为在阶级社会，主体必须面对被剥削、被规训的命运，自由、平等、博爱等支撑公民身份的观念很难从符号界降临至实在界，以至于埃德蒙·柏克提出了一个“遮遮掩掩”的现代性伦理原则，即“政治问题所关涉的主要不是真假问题，它们关涉的是善恶问题”，那种很可能生出恶的结果的东西，就是政治上的“假”，能够促成善的结果的东西，就是政治上的“真”。⑧但是，这就意味着真实的政治程序就此被否定了。主体投身于政治活动，所直面的不再是客观矛盾，而是主观(自觉或非自觉)选择相信的“危机”。于是，出现了通过有计划地丑化、剥削、奴役、屠杀异族来“推行所谓的文明”⑨的近代历史，其中三个层次的早期身份政治样态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第一，文明针对野蛮的身份政治。在殖民政治中，启蒙教化的“文明人”压制了作为一个自然人的“通感”和同情，心安理得地将枪口指向殖民地人民。美国开国先贤眼中的印度安人，威廉二世口中的中国人⑩，具备了“野蛮人”应有的所有要素——异族、异教、未经启蒙、一盘散沙，故而理应“自觉”将空间和资源供奉给文明开化的“征服者”。殖民主义的身份观念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其功效在于为参与资本原始积累的普通人扫除掠夺和屠杀的心理障碍，同时为殖民地人民构造出臣服和顺从的社会心理。(11)在国内统治中，福柯所说的“文明的表演”表现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野蛮维护。当“农村屈服于城市”(12)，大多数人口被无产阶级化，不得不承受着失业和国家机器的双重威胁。“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谋生职业、一个可辨识的身份”成为无产者获得“文明人”身份的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一部分无产者注定只能以产业后备军的身份去维护权利的“非法状态”。(13) 第二，种族主义的身份政治。围绕不同种族或民族展开的排斥、猜忌和压制的政治行为，或许是最为直观和古老的身份政治。因为不同种族能够直观地表现为作为“面孔”(14)的政治观念。在前现代，由于人类交往和科学水平的低下，异族的“面孔”至多与陌生、无知的公共情绪相关联。前现代的种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主义”，不如说是古代共同体避免未知风险、维持纯洁的自我保存的冲动，具有自然、自发的特征。但是，到了近代，种族主义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一方面，异族的“野蛮人”不仅是博物学家笔下的“动物”，而且也遭遇了动物一样的命运。“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15)另一方面，“倒果为因”地将种族这一身份转述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必然原则。对被压迫种族而言，其物质匮乏被转述为劣等人的愚蠢，其针对压迫的反抗被视为嗜血和残暴。在19世纪末，斯宾塞已经发现了种族主义的身份政治的悖谬，指出当时的英国人“由于爱自己的国家而无法认识到我们对低等民族的行为中的邪恶之处……只记得他们错误行为，没想到那些行为起因于我们的侵犯行为；我们把自己的特性看得过高，把他们的看得过低”(16)。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如《搜索者》(The Searchers)等强调文明种族至上、至善的电影却仍然大行其道，印第安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们捍卫生命的行为都是野蛮、错误和愚蠢的，而作为压迫者的白人资产阶级所遭遇的反抗却成为人道主义这一政治正确的永恒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