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1)10-0017-13 如果说18世纪中叶可被称为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或可被称为反(思)启蒙的时代。而介于两者之间的19世纪，哲学繁盛而发达，在其思想的纵横交错之间，启蒙时代的基本精神被转化为不同的哲学形态：亚当·斯密、福斯特将启蒙精神转变为一种对政治经济学的热忱；休谟与康德将启蒙精神转变为一种对理性的质疑与批判；自费希特至黑格尔，启蒙精神则被凸显为一种主观主义的能动性(如果说费希特是这种精神的推崇者，那么黑格尔则是它的批判者)。马克思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启蒙哲学的产物。但他究竟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还是反叛者，却并不是一个可以得出确切答案的问题。同时，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绝非仅仅囿于思想史的兴趣。在现实性上，它或可为我们理解、反思现代性及其后果提供一种不同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路径。 一、启蒙的双重属性：动态性与悖论性 对于启蒙思想的研究一般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路径：其一，将启蒙视为一种横贯18世纪中叶以来历史时段的普遍的思想倾向，因此可以不分国别与地区地对其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卡西尔的《启蒙哲学》与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大体都是这样一种研究态度。其二，凸显启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质，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差异化分析。例如，近年来我国学界在对马克思思想来源的背景性研究中，苏格兰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启蒙思想及其大革命，总是作为不同的思想源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地加以区分。但在我看来，两种理论倾向却并非水火不容，尽管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在近年来日益繁盛，然而，一旦将问题归结为如何在一般的意义上来界定启蒙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根本一致性。启蒙，就其作为一种特定的时代精神与问题意识而言，它都不得不以上帝之死作为一个理论前提。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上帝之死”所引据的是马丁·路德于1581年发表的言论“……基督已死，而基督是上帝，因此上帝已死”①。这不过是德国哲学的猫头鹰对于已成就的时代精神所给出的回溯性理论概括。马丁·路德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被达朗贝尔称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时代，它借助着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带来了17世纪笛卡尔对近代形而上学主体性原则的基本确立。②而整个启蒙运动正是借助于以上种种思潮的孕育才最终成为18世纪欧洲的主调。因此，上帝之死对于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想而言，并不是发生于一个地方、产生一种影响的思想转变，它更多地意味着人类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中一个转折性环节。 自中世纪以来，当上帝进入经院哲学的论证体系之中，成为需要被证明的存在时，上帝就已经进入人的理性之中，成为一个无形无相的思维存在物。它固有的超验性原则可以成为经验世界中所有形而上学问题的最终归宿。这些问题诸如第一因、终极目的、世界的完满性等都曾作为托马斯·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的有效论据。没有形而上学的确定性保障，人的经验认知将仅仅成为一种意见，而永远无法成为真理。即便在宗教改革之后，笛卡尔虽然已经以我思确立了人的认知的确定性，但却仍然为上帝保留了其勾连心物二元论的重要地位。上帝的理性化存在方式注定了其在理性思潮中的日渐式微。但显然，其式微的方式在德法两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如果说，上帝对于康德来说是为人的道德实践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个“设定”，那么在黑格尔那里，上帝则在天启宗教中死去，当它复活为一个人的时候，黑格尔确认了上帝(神)的存在已经在一种可能的和解之中，即“神已经矗立在精神之中”，而非“作为一个感性的实存矗立在意识面前”。③尽管这种和解只不过是过渡到绝对知识的一个中间环节，但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却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换言之，不管怎样，宗教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保留了自己的空间。而在法国，自16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以及笛卡尔的哲学变革，最终走向了一个激进性的维度。在其中，上帝，不管是以感性的、人格的方式抑或以理性的方式都无法再获得一席之地。对启蒙时代最早的也是最富有代表性的表述，当数达朗贝尔在《哲学原理》的卷首中所说的一段话，无论是卡西尔还是皮特·盖伊都将其视为展开启蒙哲学之论述的开端：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之快，似乎预示着一种更为巨大的转变即将来临。……我们的世纪因此而被人们特别称为哲学世纪……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一句话，从地球到土星，从天体史到昆虫史，自然哲学的这些领域中都发生了革命；几乎所有其他的知识领域也都呈现出新的面貌……④ 在这一表述中，我们看到的那些印证哲学进步的变革都发生在自然科学当中。对于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凸显，让法国人坚信理智的进步可以征服一切。虽然上帝，对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并不是一个被漠视的对象，相反，对于上帝的讨论仍然汗牛充栋，但一方面，帕斯卡尔式的微妙精神(L'esprit de finesse)谈论着人类的有限和软弱，并因此证明了倾听上帝之呼声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帕斯卡尔对于上帝的论证却表现得如此随意而感性⑤，并最终将上帝的存在证明转换成为：“我存在；故一种必然而永恒的存在存在。”伏尔泰对此表示了充分的肯定。⑥但我并不赞同卡西尔就此认为法国启蒙思想又一次被引入信仰的深渊。相反，这种从“我”推及“上帝”的论证方式是对上帝最彻底的杀戮。因此，如果说启蒙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宗教思想，其大多也集中于同一时期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古典哲学用一种理性的超验设定的方式完成了其对上帝(Gott)的保留，但对于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来说，上帝是人的理性的注脚，而非相反。但当德国哲学中的这种超验的设定只不过是将上帝变成理性体系之成立所必要的前提设定时，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就不像其外在表象上所表现得如此巨大。换言之，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启蒙思想已经将上帝的存在与否放在人的理性的天平上去称量，当思想家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去分析、论证上帝之存在合理性(即合乎理性)时，上帝之死已经成为了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