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503/j.cnki.1000-2529.2021.04.001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伦理学史还没有成为专门系统的研究对象。”[1]与中国伦理思想史不同，俄罗斯伦理思想大多散落在俄罗斯哲学史、俄罗斯社会思想史和文化史、俄罗斯宗教和神学史中。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研究的这一现状特点是当前关注这一主题的现实基础。 一、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研究范式 诸多散落在俄罗斯哲学史、俄罗斯社会思想史和文化史、俄罗斯宗教和神学史中的伦理思想，以及对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的阶段性概括，虽不足以说明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的发展特征，不能赋予它在整个俄罗斯精神生活和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但能够为把握俄罗斯近现代伦理思想史的生成脉络提供有力依据。 (一)俄罗斯本国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范式 总体来说，俄罗斯本国的研究呈现片段性、“东—西方”“泛伦理”和民族性的范式特征。 第一，片段性特征。与了解贯通古今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方式不同，把握俄罗斯伦理思想生成发展规律，要通过散落在俄罗斯哲学史、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俄罗斯文化史、俄罗斯宗教和神学史中的伦理元素或借助俄罗斯伦理断代史来达成学术愿望。当然，这一研究现实也决定了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研究的特点：片段性和拼凑性。除了高度提炼的、线条式的《20世纪俄罗斯伦理学编年史》(В.Н.纳扎洛夫，2001-2003)和Б.А.恰基恩以批判唯心主义为导向的《伦理学史纲要》(1969)外，再无其他独立的、一以贯之的俄罗斯伦理思想史成果呈现，也未见以“俄罗斯古代伦理思想史”“俄罗斯近代伦理思想史”“俄罗斯现代伦理思想史”为主题的独立作品问世。“俄罗斯伦理画卷的非连贯性和拼凑性遮蔽并阻碍了连贯的伦理思想、道德学说的发展，使人无法把握俄罗斯伦理思想发展的统一线索。”[1]但无论如何，上述列举的成果仍然能为系统的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研究提供体例、素材和思路范式。 第二，“东—西方”特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程赋予了俄罗斯伦理思想以“东—西方”特色。在伦理思想史研究上，其他国家将东方和西方作为天然的分水岭比较着看，而作为兼具“东—西方”特征的俄罗斯在全球伦理思想史研究中，顺势而为地寻找全球伦理思想史内部的话语统一。А.Ф.施什金的《伦理学说史》(1959)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的伦理思想放置在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古希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中来谈；А.А.古谢伊诺夫在《伦理学说史》(2003)中，将“俄罗斯伦理学说史”置于中国、印度、阿拉伯—穆斯林、古希腊、欧洲之后，结合前面的背景来论证。他的《伟大的先知和思想家·从摩西到当代的道德学说》(2009)更是在介绍了基本道德范畴和孔子、苏格拉底、尼采、斯宾格勒等人的伦理思想后，将托尔斯泰的非暴力伦理学和季诺维耶夫的伦理观点和盘托出，接着又论证了其他思想家以及道德与文明之关系等理论问题。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研究的“东—西方”特色可以为全球伦理思想史研究提供独特视角，它是联系东西方的桥梁，更是独立的存在。 第三，“泛伦理”特色。对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的主题而言，研究需要从俄罗斯历史发端入手。当基辅罗斯还没有形成时，作为俄罗斯民族的基督教道德训诫就已经发挥了伦理约束作用。А.А.古谢伊诺夫的《伦理学说史》(2003)认可俄罗斯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历程：中世纪罗斯的道德训诫经过启蒙时代的道德劝解，再到白银时代宗教道德哲学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道德理论和伦理学学说体系。作品认为，最早基督教教义不仅是对教规的解释，还有对人类生活的道德指导，虽算不上道德规律，但是是道德经验；在10世纪到11世纪劝谕性的宗教文学作品中开始出现伦理“唯名论”。伦理价值作为世界观的基础甚至是“俄罗斯命运”的基础要素，从古罗斯一直存在，作为世界观定位，具有了“泛伦理”色彩。这一特点在俄罗斯哲学、文学、思想史等作品中历历在目，俄罗斯甚至少有专门的哲学、宗教学、伦理学作品，很多哲学、伦理学观念被包含在文学作品当中，一些卓越的文学家同时又是卓越的思想家，如托尔斯泰及其非暴力伦理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罪与罚”、伊里因及其“歌唱的心灵”…… 第四，民族性。俄罗斯对本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更注重民族性而非社会性。“俄罗斯命运”“俄罗斯精神”等是俄罗斯伦理思想的发端，是承载之物，更是目标所在。В.В.津科夫斯基在《俄罗斯哲学史》(1948)中对一系列俄罗斯哲学家的伦理观进行了分析，分析贯穿了俄罗斯式的“拯救”意识和人道主义；П.Н.米留可夫的《俄罗斯文化简史》(1903)也将俄罗斯宗教信仰中的伦理要素与社会思潮中的道德问题统一起来，将俄罗斯民族文化和道德伦理的发展看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历史过程。比如，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苏联时期的主要伦理原则，但这些原则仍然有俄罗斯民族伦理传统的背景，“精神上的集体主义，为了全民族、全人类和整个宇宙拯救整体的热情，是俄罗斯思想的本质”[2]。 (二)我国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基础范式 客观地说，我国学界对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还停留在从感受阶段向概括阶段迈进的过程，对其中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较为鲜见。研究兴趣集中在对苏联和俄罗斯伦理学史的专门介绍、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总体论述中的部分介绍、对俄罗斯宗教伦理学史的介绍、对苏联解体的道德批判上。国内学界对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如下可以把握的特点： 第一，多以微观视角切入。俄罗斯近现代伦理思想发展，镌刻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特色，其时间跨度之大、研究范围之广、涵盖内容之多决定其在整个世界伦理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从宏观视角上把握俄罗斯伦理思想进程具有一定难度。目前，国内现有研究多从微观、具体、片段视角切入，相关成果或聚焦于某一历史时期，或关注某位重要人物，或侧重某种道德现象，等。武卉昕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兴衰史》(2011)完整勾勒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从萌芽、产生到发展、成熟，再衰落，最后走向终结的全过程”[3]，系统论证了其发展规律与逻辑线索；武卉昕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总结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贡献；金可溪的《列宁伦理学的方法论原则》(1997)解读了列宁有关伦理学方法论原则的几个争议命题；金可溪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人生哲学和非暴力抗恶伦理观》(1997)对托尔斯泰的伦理思想——生命理论和非暴力抗恶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对俄罗斯伦理思想发展进程中的某一阶段，或者某位人物的研究都为宏观、系统、全景式地研究俄罗斯伦理思想史拓展了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