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21)05-0027-08 西方主流伦理学派，如功利论、义务论、德性论等，都以不同的方法诠释着伦理学知识的有用性。但是，如何回应现实生活中的两个广为流传的现象，一是具备伦理知识却做出不道德行为，二是“好人不长寿”“好人没好报”，这依然是证明伦理学知识有用性需要面临的问题。前者关涉“知行是否一致”，后者关涉“德福是否一致”。若想对这两个问题做出有效回应，回到伦理学知识产生之初，考察其生成背景与缘由，或许能找到更佳的解释方式。 一、伦理学知识诞生的原初机理 西方古典伦理学知识的萌芽是源于对“好人”“好生活”的追求。早期的“荷马、赫西奥德、品达和艾斯库罗斯等诗人创建的道德传统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及其继承者奠定了一个基本的伦理主题：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和行动才能过上好的生活”[1]。对何谓“好生活”的追问，构成了古典伦理学知识诞生的始因。 1.对“好人”与“好生活”的诉求 最初对伦理学知识进行探索，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面对神话般的习俗道德观念不能适应城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面对智者学派以“贩卖知识”为名赚取功名利禄、获取城邦治理权，苏格拉底指出那些号称其具有知识的人只是在蛊惑青少年，他们并不具有真正的知识。因对真知的误读会给个体健康成长与城邦健全发展带来危害，于是苏格拉底通过对真知的探究，提出“德性即知识”，以劝告城邦公民，正义的个人只有生活在正义的城邦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苏格拉底那里，他基于知识与美德的内在关联探寻如何行动的指南，提出知与行的统一性。同时代的德谟克利特也主张，伦理学知识是获得好生活的重要条件，如其所言：“愚蠢的人是按照命运提供给他们的好处来安排生活，但认识这些好处的人们则是按照哲学所提供的好处来安排生活”[2]116。 在苏格拉底那里，由于未厘清主观经验或个体欲望对伦理学知识的客观性与有用性的影响。柏拉图便基于超验理性预设了伦理学知识的至善、至真范型，即“善理念”的存在，他提出“从纯理性而不是感性中得到的善的知识能产生普遍真理和实践中的普遍原则，如果我们理解了形式，我们就能对美做出普遍性的解释，这不仅适用于所有的真和美，而且还能解释把具有美的特性的东西归在一起而称之为美的原因”[3]14。在柏拉图的语境中，关于善的伦理知识既能产生认识上的普遍真理、实践上的普遍原则，还能说明行为具有道德性的原因。对伦理知识的精准把握，可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提高善恶辨别力，不受善恶表象所蒙蔽。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讨论了什么样的人才能过一种好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之后，便基于“灵魂三分说”分析了正义、幸福、德性是什么等相关伦理知识。由于他主张伦理知识的获得是通过灵魂回忆来对已有知识的再现，于是对灵魂的考察就成为其核心任务。按照其灵魂三分理念，理智之人追求真知，故而能够获得智慧，认识真理，由此能够控制激情和欲望，成为城邦的领导阶层。激情之人听从理智者的领导，避免因冲动走向极端、把勇敢变成鲁莽与狂妄。欲望强烈的人服从理性的命令，节制而克己。理智之人、激情之人、欲望之人三者将伦理知识恰当运用，各司其职，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就会成就正义的个体，反映在城邦管理上，会成就正义的城邦。在柏拉图这里，伦理学知识的有用性表现为以“四主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形式影响着个体健康成长与城邦健全发展。 到了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知识的讨论仍然是围绕“好人”/“有德之人”和“好生活”/“幸福生活”而展开。但亚氏看到超验的“善”对于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有限性，注意到“善知”与“善行”的不一致，于是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对幸福生活考察的基础上，亚氏将最高的幸福定义为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合德性的活动。亚氏对伦理学知识的讨论奠基于对灵魂的有理性部分和无理性部分的区分，他不再依赖超验理性，而是纳入经验成分以及对人类情感、欲望、意愿与选择的关注。在亚氏看来，伦理知识关涉人的行为及其实现活动，有助于人在实现特有的活动上表现出优良的品质，但伦理知识并不必然导致伦理行为的发生。亚氏注意到知识与行为的非一致性，于是，他提出“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4]36，他强调幸福生活的实现，除了需要理论理智的指导外，还需习惯乃至实践理智的参与。 概言之，古典三贤的共性是基于“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来理解伦理学知识。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最可靠、最值得向往、被普遍追求的幸福生活被视为善的生活，不确定、偶然的生活是人人所逃避、所拒斥的生活，伦理学知识成为获得这种幸福生活(善生活)的必要条件。到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知识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后者关涉对象的性质；前者不仅关涉行为的性质，还关涉行为者的心态。伦理学知识不再是对相关自然、事件或对象的理论认识及功能性把握，其难以为好人、好城邦、好生活的获得提供充分条件，而是重要条件，因为人的幸福生活的实现需要依赖于外在善的辅佐、行为的性质与行动者的心态等诸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