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21)09-0009-09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21.09.002 20世纪60-7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为应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的新现象、新变化、新状况，一种试图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理论即“后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现实中苏联解体与柏林墙倒塌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理论界中后马克思主义这股新思潮的升起。显而易见，该理论回应了社会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和重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但其所倚仗的后结构主义只是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消解和重构的理论基础和工具，而“‘经济决定论’的判断”“接合”理论的出场以及激进政治的社会主义策略等都表明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背离。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必要全面梳理、把握该理论的得失，深入透析其本质。 一、歧义丛生的“后马克思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生产方式在20世纪60-70年代发生重大变革的西方社会。其间，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西方马克思主义黄金期已然消逝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却未式微。后马克思主义将这些现实问题与理论思潮悉数交融在一起，其理论重心在于重释、重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后工业社会”湮没了现代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置换了现代资本主义；阶级构成随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变革而变化，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性质出现显著变化；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斗争的内容和方式应声而变。“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宏大政治想象的最后基础。”①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震撼和冲击着思想界，从而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孕育了思想土壤。 后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个学派，分支众多，差异明显。在理论渊源上，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与后现代主义关联紧密，还受后葛兰西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影响。后马克思主义中的“后”(post)有着不同的理论指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最常见的归属，后葛兰西主义也是合理的。在波兰尼看来，它还可以归于“后斯大林主义”，即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去世后所展开的思想运动。也有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可以溯源至“后现代主义”，“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②。有的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区别，有其独特的政治观点，不像后现代主义否拒宏大理论和社会规划。还有学者从发生学意义上将后马克思主义追溯至卢卡奇、葛兰西乃至黑格尔，得出马克思的理论也“隐藏”着后马克思主义的身影。齐泽克就断言黑格尔是“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③，丹尼尔·贝尔则认为该理论起源于《资本论》第三卷。这样看来，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只是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理论并不恰当。在《个人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中，波兰尼比照“后批判哲学”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这是后马克思主义首次明确亮相，但其更多呈现一种寄托架构或是一种信仰澄明，是其个人知识论的内在原则在政治思想与信仰上的践履。由于波兰尼认为所有信仰都不科学，进而排斥作为科学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反激进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可见，波兰尼在使用“后马克思主义”时并未关联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他看到的理论源点不过是斯大林对马克思的解读，因而比照“后批判哲学”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总体而言，波兰尼为后来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一些基本原则和方向，包括总体上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将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关联起来、将后马克思主义与反激进主义和拒绝革命的保守主义关联起来④。这些基调极大影响了包括丹尼尔·贝尔、拉克劳、墨菲在内的后马克思主义者。 波兰尼之后，麦克弗森和丹尼尔·贝尔从各自领域推动着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后—自由主义的民主？》中，西方著名民主理论家和政治学家C.B.麦克弗森认为，后—马克思主义预示资本主义社会已跨越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架构，之前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难以为继。“我们需要对这一理论加以发展变化以致于变到值得给它起上一个新的名号吗？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吗？我将说，答案是：是的。”⑤这说明，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抛弃原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后—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麦氏把对后—自由主义的民主认同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源于对自由主义的不满和对后—自由主义的期许中开启了新的研究路向。之后的拉克劳和墨菲受其影响，谴责新自由主义“反民主攻势”，沿麦氏路径将后—自由主义民主的观念具体化、概念化、理论化。如果说麦克弗森还只是在后—自由主义框架中思考，那么，丹尼尔·贝尔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毫不排斥，并进行阐发。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贝尔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原点构建出后工业社会理论。他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白领阶层扩展等新变化命名为“第二种图式”，认为这些变化昭示着后工业社会已来临，因此“20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的对话”⑥。贝尔认为应坚持第二种图式，因为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后马克思主义时期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⑦。“新中产阶级”也未被预见，社会阶级对抗不再是马克思简单二元对立的线性发展。贝尔最终放弃马克思所倡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变革方案和摧毁制度结构的革命模式，走向其“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良”。这就不难理解贝尔为什么批评马克思只关注社会不关注国家、只关注经济而不关注政体。总体说来，第二种图式以及对后工业社会政治自主性的相关论证都不完备、令人难以信服。作为第一个试图从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探寻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的学者，贝尔在批判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同时也在夯实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当属E.拉克劳和C.墨菲，他们不仅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理论建构上也突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特征。他们的理论诉求在于重新恢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这就促使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即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理论设定进行彻底批判，重新阐释和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被当成一面飘扬的光辉旗帜要归功于拉克劳和墨菲这两位学者。他们毫不隐晦地表示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观、作为社会主要组织原则的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经济基础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等一系列基本命题和核心范畴，遵循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路径，认为“全球化问题和信息社会问题在控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首先是黑格尔主义的，其次是自然主义的——之内是不可想象的”⑧，据而用一种非决定性的、多元性的“文化霸权”逻辑代替“阶级霸权”逻辑，绘制了一幅广泛参与式的“激进民主”的政治图绘。至此，拉克劳和墨菲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一种“激进、民主、多元的社会主义理论”，立足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与近代哲学相一致的具有表征性的“本质主义”。而本质主义在新时期已无法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整合，马克思主义不可逆转地被新的逻辑范式和理论构架所代替，后马克思主义必然出场。当然，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本质和特征的解读要客观对待。《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经问世，学界各种争议乃至激烈批评随之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