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现代政党概念以及组织的必要性问题，通常是从政治或技术的方面去阐明的。人们总是错误地单方面地憧憬着个人英雄主义，或单方面地沉醉于集体主义的历史思维中。故而总是无法看到历史合力所推动的整体的、超个人的统一体运动。在人类社会中，个体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必然不仅仅与一个自然或地域形成的共同体有关，而且也与一种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至关重要的普遍形式相关。不同于任何其他关于政治统一体的形成和维持的根据，共产党概念以及组织问题的探讨取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独特性要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自觉性的改造社会的革命。当共产党人就那些有关政治行动的社会物质基础和条件做出决断时，他就已经在进行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革命了。因此，对社会物质基础和条件的改造并非完全政治性的。它以由共同利益而凝聚成为统一的、由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或控制各种经济关系为前提。其本质不仅仅是规范论或秩序论的，也是生存性决断论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拥有能动性和自我组织能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必然要求把历史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乃是共产党享有领导权的基础。我们寻求从这些基本点出发并由此寻求领会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共产党概念及其组织问题。 一、马克思的“留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构建的共产党概念开创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得以确立的政治哲学空间，昭示了人类命运的重大转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著作事先将政治真理铭刻在那里而使冲突的政治意见得以平复，恰恰相反，是因为那些构成他们学说的根本环节开始显露崭新的历史意义，建立起了任何政治哲学都无法忽视的一个理论形态——马克思的政党哲学及政治哲学建构。 然而，从现实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看，专注于政治哲学或意识形态(如阶级意识)的思路不能完全正确地把握共产党的概念，就像把握意识不能完全把握人的关系一样。在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或哲学话语中，共产党并非一种单纯的政治思潮的产物。它也不是那么一个组织或一个拥有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特殊纲领的组织。①以特殊利益或特殊信仰元素去把握、以宗派主义来理解势必和马克思的共产党概念格格不入。它武断地忽视了这场迄今为止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革命运动中的某些重要内容；或者说，它必定把一些根本不是共产主义的含义强加于共产党的集体行动逻辑中。一种无产阶级哲学，如果不是根据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真正解释，以及符合这种知识的正确实践，而是从想入非非的美好理想、从外部(即，从排除社会—历史的本质性及其全部实体性内容规定)来认识，就完全可能变成哲学式闲谈。布朗肖《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布朗肖把19世纪一场广泛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说成源于“一个隐秘的共通体”原型，然后把它说成小团伙式的交流现象，或者个体如何通过相互关系形成“爱的共通体”现象，甚至等同于由“我的有限孤独”观察到的迷狂的信仰体验现象。②这种观点根本不可能触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概念之组织问题的本质。相反，这意味着当代法国激进哲学联盟针对现实历史问题理解的退化，同时也是对150年前诞生的“巴黎公社”的一次反动。清楚的是，对于二十世纪法国哲学家或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共产党，这些术语，乃是表象着与历史突发事件、与历史毁灭的灾异背景相关的一种特别的“内在经验”。而那些自许“正直”的知识分子则感觉到，自己“偏离”使命的宗教式体验。③由此，他们将共产主义、“共通体”之现代命运的决定性经验神圣化或神秘化了。仿佛共产党、共产主义能以“幽灵”的名义得到裁判。 至于阿尔都塞还有些天真地假设，对于马克思，党组织问题的迫切性好像并没有给他提出“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原因首先是，在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整个难题都事先通过由自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那个自觉自愿的共同体所具有的透明性——通过对共产主义的自由共同体、一个超出社会关系的共同体的预见——而解决了。”④也就是说，共产主义预设的不是美好社会，而是透明人性原则。依据他们的判断，这个原则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在这里出现的是“共同”现成状态的方式。我们看到，西方左翼思想领袖的某些论著，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大陆可谓风靡一时，并对我国今天学术界有所影响。在他们看来，如果说，现代自由主义“民意政党”政治原则是基于每个个人的自由，各自不同，不可还原，那么对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概念的实际把握而言，就取决于此奠基原则的激进变更。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追求自己的目标可能性，取决于共产党形成彻底总体的政党。更准确地说，革命的共产党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集中化可能性在这里所表达的不单单是与此相关的组织方面的问题，而且无论怎样，它在本质上必须关注个人权利主体。在此，西方左翼思想的许多表述仍是强调所谓对共产党的概念的政治方面和形成操纵政治垄断的局面的激进批判。但是，西方左翼思想在进行如此激进批判的时候，不懂得怎样在不违背马克思的思想的情况下利用他的威望。他们尤其已经遗忘了只在诸理念中才能达到它们的政治总体性，现实则是按现实逻辑来打造。而反过来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不在于“理念”，因而“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⑤ 当然，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内容中，也蕴含了他不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欢迎的充足理由。马克思的政论文章表露的对资产阶级政见的鄙视太深刻，所以，不可能产生乌托邦式的兴趣和吸引力。马克思认为，在工业之轮推动下，无产阶级已经逐步走上了他自己历史创造之行动的道路。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不肯承认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有一种错觉，以为政治是高不可攀的事务。哲学家讲的理智或精神是历史唯一创造的因素。但马克思却相反看出了惟有辩证法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马克思看到，无产阶级丢下旧的“特殊的权利”理论⑥，并进入工厂。这里决定一种可以实施人的解放的途径，即包含了一定能升到世界历史舞台中心的途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被视为时代精神对劳动原则本身的肯定。当然这只是开始阶段。从对党史研究提出的决定性问题看：如果自发的历史有可能成为自觉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应当问问是在什么意义上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为历史时宜所需？我们可以说，党史的研究不仅仅应当注意历史运动本身及其目的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还应当关注更广泛、更包容的内容。而实际上我们有必要面对更多的问题。或许这已经超出马克思的文本题旨范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