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讲求“诗和远方”的社会形象和学术形象近来的变化，“浪漫主义”正在受到新的关注和研究。对于在历史上与浪漫主义(德国早期浪漫派)打过交道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立场、观点，不如说是方法。道路与方向固然重要，但方法与策略同样关键。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作为德国早期浪漫派和历史唯物主义各自方法论的核心，理应在探究两种理论的关系时受到重视。反讽被黑格尔、克尔凯郭尔视为浪漫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核心，它与辩证法的共同点也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①在本文篇幅内，我们将探讨浪漫反讽同实践辩证法的关系。关于浪漫反讽，我们以弗·施勒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和诺瓦利斯(Novalis，原名Friedrich von Hardenberg)所论为主，而关于实践辩证法，我们以马克思所论为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在与强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唯物辩证法”相同意义上使用“实践辩证法”的，只是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即我们认为这种基础、根据这种基础进行的理论建构以及辩证法理想的实现都离不开实践。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关系的这种探讨，由于马克思指出作为浪漫反讽源头的苏格拉底反讽“即一种辩证法的圈套，通过这个圈套，普通常识应该摆脱任何僵化……达到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真理”，同时强调反讽“是弗·施勒格尔当作某种哲学而提出来的”，并且批评与费希特内在论哲学密切相关的反讽，而更具探讨价值。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浪漫反讽给实践辩证法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实践辩证法如何超越了浪漫反讽？通过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关系的探究，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早期浪漫派的理论推进与哲学超越？ 一、浪漫反讽及其有限的辩证诉求 主要由弗·施勒格尔新创的“反讽”，几乎是最能体现早期浪漫派思想特征的概念。虽然诺瓦利斯、奥·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对此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地位。相比于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的反讽概念，浪漫反讽早已超越了修辞学和诗学的意义，在哲学与诗学统一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独特品格。从根本上说，浪漫反讽与辩证法虽然都起源于苏格拉底对话，因而对崇高、整全、无限的“至善”目标有共同的追求，但与辩证法着重于更多参与者及其活动规则、着重逻辑和理性的保障与功效不同，早期浪漫派在把反讽提升到哲学高度的同时，却把辩证法着重的规则、逻辑、理性视为通向生硬与僵化的东西。因而在坚持诗与哲学统一、坚持不同于辩证法自身规则的同时重视发展反讽的诗性方面，早期浪漫派重视恃才傲物的天才诗人之作用，视当下与特定为局限，贬抑碎片化与固化，蔑视尘世与功利，强调非概念性、丰富性、生成性、无限性，并对当下的既成存在和声称能凝拢起一切的那种传统哲学本体存在都予以嘲讽。浪漫反讽力欲打破桎梏，“俯视一切，无限地越过有限物的限制”，②意味着上升到超越了片面性，以及反讽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自足完满，而是深知处在追求无限的过程中，“包含并激励着一种有限与无限无法解决的冲突、一个完整的传达既必要又不可实现的感觉”，以至于其中包含着悖论，甚至“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因而需要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要求。③在这些方面，它都显得与辩证法有一些共同点和类似性。与苏格拉底反讽往往预示着早已达到某种深度思考只是深藏不露不同，对于追求无限完满的浪漫反讽来说，“只要是在没有进行完全系统化的哲学思辨的地方，就应该进行和要求反讽”。④无止境的反讽仍充当通达无限的过渡中介，为了保持思维活力，使思维时刻处于一种向前推进的运动之中而不至于固化、僵化，需要不断否定自身，需要不断地创造。虽然这种永远都在生成的无限性容易陷入难以确定的可能性，从而出现自我高蹈但面临虚妄空无之深渊的尴尬境地，然而只要不过度诉诸哲学分析，致力于诗与哲学统一的浪漫反讽还是具有显明的特色与贡献。当弗·施勒格尔把反讽分为粗犷的反讽、精巧的或曰细腻的反讽、超级精巧的反讽、戏剧反讽以及反讽的反讽时，丰富多彩的形式更凸显了这一点。⑤他提倡把反讽上升到与诗学统一的哲学高度，反讽的确获得了比以前更大、更有意义的讨论空间。 作为哲学形式同时散发着诗性光辉的反讽，就是浪漫主体深入未被污染的“远方”去体悟、感受、唤醒、刺激、磨炼自我，保持、恢复、重塑自我的个性与创造性，使自我推进和完善到未分裂、未被污染的原我(Ur-ich)水平，并立足于此，对正在失去整体统一性和崇高性，变得破碎、固化、日益物化与异化的现代性现实(包括自然和社会)作出批判，再通过浪漫诗的创作来改变、覆盖、替代被污染的当下现实而重建现实的统一性、有机性、生动性、灵性与神奇。浪漫反讽继承费希特对康德“自在之物”的拒斥，不满于费希特在自我与非我的关系中建构自我，径直通过自我内在的不断反思来无限达求原我，就像本雅明所说，“这个原本自我是绝对物，是无限充实的反思的总和。如已指出，反思的充实性是施雷格尔的反思概念与费希特的关键区别之所在。”⑥但这种自我练就的过程其实并不排斥外在的刺激与唤醒；只是这个能刺激和唤醒反讽主体的外在必须是未被污染、未曾分裂的存在才行。只有这样的外部存在才能刺激、磨炼、唤醒、养育、促成反讽主体。这种“外在”只存在于未被污染的“远方”。从郊外的自然到传统文化的遗存，有太多的“远方”值得去感受、亲临和沐浴其中。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体有机联系的断裂以及本身的破碎和受损，浪漫反讽“自己的中心在自己心中”，⑦因而致力于通过内在自我的打磨，通过内在力量的凝聚、生发和创造性释放来嘲讽批评对象，改造和替代嘲讽对象，把自我的苏醒、凝练、培育、重建以及释放视为关键中的关键。如果说费希特的自我是通过非我来获得界定，浪漫反讽的自我则是自己有意识地建构自身，通过无限充实的不断反思及无限的关联，这个自我得以不断完善并趋向绝对，成为原我。恰如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说，“哲学必须像诗歌那样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完成自我、落实自我”。⑧作为反讽主体的自我永远在完善之中，也就是永远在不完善之中。从本质上说，自我是无关乎世界的，是内在的存在。 由此，浪漫反讽长期以来就被观念论辩证法批评为主观主义。这种评价很容易把浪漫反讽之方法、程序、手段的价值与效果遮蔽掉。黑格尔就批评浪漫反讽视“一切客观的自在自为的东西都是虚幻的”，⑨认定“这种信念的原则不值一文，而在这种最高标准中占支配地位的只是任性”，⑩由此浪漫反讽被视为任性、主观、空洞；以至于，浪漫反讽被视为逃避现实，而不是改造和推进现实。加比托娃(Р.М.ГАБИТОВА)指出，以往的研究者们“由于继承了黑格尔评价浪漫主义哲学及反讽的传统，往往只注意到与苏格拉底反讽相比浪漫反讽具有极端主观主义”(11)的一面，而忽视、遗忘了浪漫反讽的客观性及其具有的其他积极价值。长期以来，我们受观念论辩证法的影响，把观念论辩证法(主要是黑格尔理念辩证法)对浪漫反讽的批评以某种形式接受下来，甚至把理念辩证法与浪漫反讽的对立等同于实践辩证法与浪漫反讽的对立，把理念辩证法对浪漫反讽的批评视为实践辩证法对浪漫反讽的批评，却对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共同批评观念论辩证法抽象、形式主义、泛逻辑主义、容易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等不予重视。实际上，浪漫反讽与观念论辩证法都是实践辩证法曾经吸收和超越的对象，实践辩证法之于理念辩证法有批判超越，两者在批评浪漫反讽方面确有共同点；但实践辩证法之于浪漫反讽也有批判超越，两者在批评观念论辩证法方面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共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