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1.0062 为什么传记如此受大众青睐，而专业历史学家却对其评价不高？在美国，罗恩·切尔诺(Ron Chernow)为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Grant)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写作的传记都是畅销书。事实上，汉密尔顿的传记激发了百老汇戏剧的巨大成功，现在又被拍成了电影。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为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撰写的传记，以及最近出版的科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她发现了如何重写DNA编码)的传记，都得到评论家的褒扬，且销量颇佳。也许，正如文学理论家迈克尔·本顿(Michael Benton)所解释的，传记的流行源于我们“需要了解他人的生活……传记提供了他人如何生活、如何面对挑战以及如何应对变化的典范：它们为我们研究自己提供了最佳场地”。① 然而，正如戴维·纳索(David Nasaw)为之惋惜的那样：对历史学家来说，传记就像“这个行业不受喜爱的继子，偶尔不情愿地让它进门，但更多时候是和群氓一起被关在门外”。本顿则抱怨说，传记是文学研究中的“灰姑娘”。②主流历史学期刊很少发表传记文章，研究生们也被建议不要选择传记作为学位论文。学者们认为传记是一种较低级的史学体裁(a lesser form of history)，他们指责传记不够严谨，缺乏深刻的分析与理论的复杂性。路易斯·班纳(Lois Banner)认为，传记“只涉及一个人的人生，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它来源于纯文学的传统，而不是科学的或社会学的传统，而且传记作家往往不是从事专业研究的历史学家，他们虽然会吸引很多读者，但缺乏受过博士教育的学者所具有的严谨的素养”。凯特·布朗(Kate Brown)注意到，一些人抱怨传记“太过个性化”，过多涉及“自我认同和自我表征(self-representation)”，因而“无法向人们展示更大的世界”。③此外，传记经常被认为是轶事、过于接近微观史学和文学而不被接受。虽然一所大学没有历史系或许是不可想象的，但传记研究中心在大学却较为少见。仅见的传记研究中心有：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传记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Biographical Research)、纽约市立大学利昂·利维传记中心(Leon Levy Center for Biography)、爱丁堡大学叙事与自传/传记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Narrative and Auto/Biographical Studies)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传记研究所(the Biography Institute)。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所谓的“缺陷”(其中某些有一定道理)，传记在西方却依然盛行，西方读者对传记的喜爱程度高于历史类书籍。因此，历史与传记、历史学家与传记作家之间的关系是紧张、令人不安和矛盾的。 然而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北美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知识分子即认为，历史学包括书写名人的生活。在爱默生看来，“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而对于卡莱尔来说，传记作者必须对传主抱有同情心(sympathy)和理解之同情(compassion)。在他看来，由于历史是作为伟人生平事迹的纲要来讲授的，作为政治史，历史和传记之间几乎没有冲突，这不难理解。④然而，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歌颂杰出人物的公共生活，把他们想象成可供效仿的榜样，但却避免讨论他们的私生活。一些人很快就明白，这种做法遗漏了故事的另一半。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试图弥补这一缺陷，他于1918年发表了开创性的研究著作《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这本著作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傲慢，敢于揭露名人(其中包括令人尊敬的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个人隐私。19世纪20年代，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也提出撰写“新传记”(new biography)，旨在深入挖掘传主的内在生活(interior life)。⑤伍尔芙是知识分子精英团体“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group)⑥的成员，并且受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作的影响。 随着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家们强烈反对把历史书写成伟人的传记(无论是关于其内在生活还是外在生活)。大众社会的崛起对历史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传记被随意地降级为次要的研究对象。人口学、地理学和法国年鉴学派所强调的集体心态史(collective mentalités)，目前在西方学术界举足轻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日益增加，特别是在英国学派的社会史领域。这些新趋势关注的是集体、大众社会和作为历史发展原动力的社会经济力量。⑦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受到战争威胁的民主国家的人民被迫应征入伍，乃至(在后方)负责发出空袭警报，为其所希冀维护的自由和价值观而战……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意志(如同里芬斯塔尔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数百万人意志的胜利”。⑧ 然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掀起了一场认识论革命，它们开始攻击二战后历史学中的普遍叙事和单一的白人男性叙事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揭示出“真理”是一种由话语确立起来的社会建构，其他人则关注标志和符号世界(world of signs and symbols)的意义。由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揭示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是如何被社会构建出来的，并强调语言和身份的重要性，因此它削弱并挑战了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知识基础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国际舞台上突然涌现出一批令人敬畏的新兴行为体：新成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居民、被边缘化的拉丁美洲人及全世界的妇女，他们要求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