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阵营的探路者:法国议员在中法建交中的角色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嘉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世界历史

内容提要:

法国国民议会历来是党派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舞台,冷战时期又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分野与对立,对中国的认知也难以脱离意识形态的考量。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少法国议员受社会风向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驱动,以议会代表团或个人议员身份主动地开展对华交往,在两国外交关系空缺的情况下成为先行探路者,传递消息、维系联络,最后巩固了中法建交成果。这种良性作用是在议员自主意愿、法国政府态度与中国政府对策的三方合力下产生的。议会外交的灵活性和象征性有效传递了冷战跨阵营国家交往中寻求国际和平、共谋发展的呼声。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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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西方阵营互相敌视与较量的冷战背景下,不少原本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因意识形态和国际立场的差异,陷入了正常外交关系断绝或停滞、经贸及文化等领域往来受限的情况。为了重建联系,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对立,多元的、新兴的对外交往方式崭露头角,如工商业团体、社会文化组织、政治党派等非国家行为体涉足跨国事务,从而对国家间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议会议员主导的跨国交往也成为其中的一种方式。

       一般来说,尽管议会是代议制国家的关键政治主体,但严格和正统意义上的外交是由国家元首及政府①以国家名义来执行的,议会对外交事务的参与度较小,主要是监督政府的外交工作、审议外交预算、批准涉外条约、宣布对外战争等,一般也会常设外交委员会和对外友好小组,开展对外交流活动。然而,因为议会不是国家外交的主体,其在外交上的概念和表现难以明确,②所以一方面可以作为国家外交的组成部分、以官方名义开展外交活动,但另一方面,议员们以个人名义或友好小组名义对外进行的活动,可以不被视为官方外交政策的表现,而是表达不同政党、利益集团或是社会群体的声音,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配合、补充、修正甚至质疑由行政机关主导的外交政策,从而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上扮演特殊的多变角色。

       不过,虽说议会外交在冷战国际关系中寻常可见,对其的研究却远不及对商贸或文化团体等社会角色的跨国活动的研究,只是作为与制定对外政策或国内政治斗争等议题有关的次要研究对象。③在议会对外交往问题上,法国学界给予了较多关注。2012年第1期的法国《议会:政治史期刊》刊登了特辑《1945年后的法国议会外交》,④除介绍法国战后议会外交的机制架构外,对于冷战时期法国议会与苏东国家、英国、南非等的往来接触进行了个案研究,关注的问题有三点:一是法国议会在跨阵营交往中的特点,由于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共产党在议会中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对于推动议会开展东西方接触起到了作用。⑤二是法国议会在外交职能上的权限与参与外交事务的主动性,从法国议会与东德交往的案例看,活动的频度与力度更多受到换届选举而非政府政策的影响,可见议员参与外交事务的主动意愿是很重要的。⑥三是议会外交对具体外交政策起到的实际作用,布格拉(Jérémy Bougrat)通过介绍1964年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一事指出,议会是巩固法中建交的工具。⑦不过,特辑的文章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尚不深入,特别是关于议员的政治身份在跨阵营国家关系中的作用,议员参与外交事务的主动意愿与政府外交政策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象国对于法国议会的认知与政策等方面皆未着墨。

       法国作为欧洲大陆曾经的霸主,不仅与中东欧国家有着传统的密切联系,与中国、越南等国家也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下降,却仍希望维系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但法国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和美国设定的对华红线,迟迟未能做出承认新中国的外交决策,在缺乏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议会在沟通法中关系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不论是议会派出访华代表团还是议员以个人身份赴华,他们利用非政府形式与中国领导层进行接触,走访了解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建设,增进了彼此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已注意到法国议会在中法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如前文提到的布格拉的研究,他强调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同样关注外交事务,但议会不能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议会的作用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的支持与配合。意大利学者安吉拉·罗曼诺(Angela Romano)的研究注意到了法国议员在推进中法两国经贸关系中的作用,特别是参议员罗希洛率领经贸代表团访华使经济联系成为一种平行外交手段。⑧中国学者对于法国议员访华问题的认知与研究重点有所不同,杨元华将议员访华等事件置于社会各界人士友好往来的框架下提及,即强调议员的民众代表身份。⑨翟强指出法国议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是中国政府考虑接待与否的主要因素。⑩黄庆华则强调法国议员代表团访华是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背后存在法国政府的身影,成为与中国沟通的渠道。(11)姚百慧研究了个案,探析埃德加·富尔作为戴高乐总统特使参与中法建交谈判一事,看到了个体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12)这种对议员身份与访华性质的认知差异实质上反映了议会在对外交往中的复杂角色,但上述研究尚未给予总体的分析与定义。另外,关于议会和议员在中法建交中起到的作用,如能分析法国政治特点,理解议员与政府之间的关联性,则能更好理解议员在两国关系,尤其是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的沟通作用。

       综上所述,针对目前相关研究还存在的问题,本文以法国议会代表团及议员访华为研究对象,梳理和分析其在中法建交中的角色,探讨影响议会外交实际作用的三个因素:一是法国议会议员在中法关系中的自主性;二是其与法国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三是法国议员的意识形态和特殊身份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关联性,以求对冷战跨阵营交往中的议会角色做初步的探析。

       一、先行探路:1955年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

       “二战”以后,法国国内政治党派林立,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政治诉求,而议会则为这些党派提供了实现各自政治目的的舞台,也是法国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尽管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赋予议会的权力有所差别,(13)但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享有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法国议会在外交方面的作用较小,然而作为意识形态较量和政治利益交锋最为激烈的舞台,在国内外局势风起云涌的变动下,各党派议员对于外事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考量,主动参与政策的研究与讨论,甚至采取对外活动,开展议会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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