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5年，一位叫西格诺尔(Signor Rado)的男子出现在威尼斯渡口管理处(属政府部门，负责监管城内许多从事乘客运输的小型摆渡船机构)。①他描述了疫情早期对他及其家人的影响，那是1527-1528年一种肆虐威尼斯(和意大利半岛其他许多城市)的传染病。在疫病暴发期间，他的儿子死于家中，他和妻子以及其他三个孩子被带到了城市防疫所(lazaretto)，也称防疫医院。②在他被隔离期间(隔离期不定)，西格诺尔不能像往常一样去特拉诺瓦(是大型公共粮仓所在地，毗邻健康部门办公楼和圣马克广场，也是城市政治中心)的渡船工作。于是他的岗位就让给了他人。西格诺尔安全回城后希望重返工作岗位，然而重新回到渡船管理岗位困难，西格诺尔便以“正义和怜悯”的名义寻求渡口管理处政府官员的帮助。在政府的指令下，西格诺尔如愿恢复了工作。目前不清楚为什么西格诺尔的请求经过七年时间才引起渡口管理处的注意，但是档案中这份简短的摘录引起了从事疫病史研究专家关注疫病暴发对幸存者的持续性影响。西格诺尔是近代早期数万名威尼斯防疫医院病患中的一员，承受着在这类医院居留的影响。 当西格诺尔反思自己出院后还有重返工作的机会时，永久隔离制度已在威尼斯实施快一个多世纪。③正如下文指出的那样，作为公共卫生政策重要环节的隔离制度并不需要建立防疫医院，因为对传染性疾病的应对措施也可以在家庭或者教区实施。威尼斯早期建立的隔离制度事实上利用了家庭和公共机构的隔离体系，并且迅速彰显其特色，这在近代早期的医院图景中是非常独特的。首先，尽管防疫医院的场所一直沿用到18世纪，但这些机构只给病患提供固定期限的治疗。其他从麻风病医院到治疗不治之症的早期医院，是提供长期护理的机构，病人永远不可能出院。这类提供长期护理的医院需要照顾患者，同时替代家庭和社区的作用。相比之下，防疫医院的居留时限理论上是礼拜式的或者有社会象征意义的四十天(《圣经》经常提到，在各种洁净期也用到，如分娩后的卧床或者封斋期)。实际上，隔离制度需要至少80天的居留期，以确保观察和治疗的需要，其目的往往是允许病人出院。防疫医院主要为旅行者设计，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中世纪和欧洲早期的福利和慈善机构创办的朝圣者医院，主要为那些经商者、游客或者城市里本身感染疫病的居民提供短期住院治疗。这几类病人的关键差异在于商人和游客自己承担住院费用，而当地病人由国家负担治疗费用。 防疫医院的第二个特色是医院所在地的特殊性，其地理位置上一般比其他医院更偏僻。事实上，近代早期的市民医院都坐落在欧洲的城市中心。这或许源自一些实际因素(这些场地容易获取)，但也旨在确保这些机构由于其市政属性——被视作政府部门的一部分而为人所知。④在疫病期间，防疫医院的贡献也被看作政府有效管理的一部分，但是一些实际考量又使医院建立在城区之外。这些考量包括医院需要靠近水源地且空气清新。此外，防疫医院也需要较大的场地以便有充足的空间进行物品消毒以及提供人员的居所。在这个时期，城区里面难以找到这样大小的场地。因此，威尼斯的防疫医院都位于环形珊瑚岛上以及许多城区外的地方，比如一些宗教场所经常被挪用。 除这两个特点之外，现代早期的防疫医院在某些方面也更全面突出医院史中的一些常见特色。这在当代历史著作中尤为突出，如精神因素对护理病人的重要性。⑤本文将要探讨这些共性和特性，介绍现代早期疫病的威胁、欧洲防疫医院的发展以及欧洲近代早期隔离制度的含义和形式。 一 近代早期疫病的传播和防疫医院 疫病的分水岭式事件是1347-1352年的黑死病事件，这一疫病横扫欧洲，死亡率为40％-60％。⑥经过14世纪的大暴发，15世纪的鼠疫性疾病几乎每隔十年就暴发一次⑦。16和17世纪鼠疫开始转变性质，城市暴发的频率下降，但是规模更大。⑧18世纪，鼠疫的威胁持续存在，并在欧洲暴发(如1721年在马赛，1771年在莫斯科)。自此，针对流行病的防护一直非常重要，这些防护措施还被用来应对除鼠疫之外的其他疾病。隔离制度作为其中一项公共卫生政策影响深远。 早期隔离模式深受当时关于疾病成因的思想影响。传染性疫病被认为是疾病的最为极端的表现，是上帝派来对邪恶的一种惩罚，或是人类堕落的严重后果，传染性疫病把邪性带入了上帝创造的完美世界。在近代早期的情境中，神灵和自然世界是紧密相连的，疾病的基本成因——罪恶和其他次要因素(如变质空气、环境的接触感染)联系在一起。变质空气是因邪性引起的黏稠、腐烂的空气粒子聚集。一旦吸入，这种空气就把邪气带人人体，造成各种症状。同时，体内的邪气会排出变质的气体，意味着疾病开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 Fracastoro)在他的著作中确定了三种传染形式——直接传染、物品传染和远距离传染。⑨第二种传播途径被弗拉卡斯托罗如此比喻：疾病就像种子，变质的空气颗粒就像去毛锉刀，把它们嵌入表面粗糙的衣服和其他材料中。⑩所以，早期对疫病的公共卫生立法特别关注人口流动过程中寝具、衣服和纤维织物的引入并不奇怪。(11)历史学家日益认识到当时对疾病成因争论的复杂性，变质空气和接触感染的观念是互为补充而非针锋相对的，(12)两者都依据古人著作中对药物和疾病的相关解读。尽管对传染病的治疗和公共卫生的反应在近代早期已经有了创新，但是这一解读疾病成因的框架一直未变。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大量的著作以及其后伽林对这些著作的总结都把体液理论置于核心地位，即人体由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构成(13)，就像大自然由四种物质(火、水、土和空气)构成。每个个体和季节都是以一种体液或者物质平衡为特征，这决定了四种对立物质的平衡(冷热、干湿)，以及九种可能的混合或气质的混合形态，即各种体液的均衡态或者其中一种或者两种体液占据主导位置的状态。疾病就是这些自然状态失去平衡造成的。年龄和性别影响个体体液的平衡。气质决定个体的性格以及对疾病的易感程度。同样地，季节性疾病也可以参考季节的不同特点来解释。传染病以湿热为特征，那些天生偏好这些物质的人体最容易感染疾病。(14)高烧和高热在描述传染病患者中最为常见。在医学论文中其他症状也和传染病紧密相连，如昏睡、呼吸微弱、神志昏迷、胃口减弱、恶心、舌苔发黑、脉搏加快、小便变化、头疼等。(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