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5.03 13世纪中叶左右，入宋日僧和赴日传法的宋僧陆续将宋学传入了日本。南宋端平二年(1235)至淳祐元年(1241)入宋的圆尔(1202-1280)归国时携回内外典籍数千卷，大致反映其携回书籍面貌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著录有张九成《中庸说》、胡安国《春秋解》、朱熹《论语精义》《孟子精义》《孟子集注》《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等多种宋代理学家著作①，被认为是理学书籍开始传入日本的明证。淳祐六年渡日的南宋僧人兰溪道隆(1213-1278)在日本传法时已糅合不少宋学话语，如“盖载发育，无出于天地，所以圣人以天地为本，故曰‘圣希天’。行三纲五常，辅国弘化，贤者以圣德为心，故曰‘贤希圣’。正身诚意，去佞绝奸，英士蹈贤人之踪，故曰‘士希贤’”②，就是对周敦颐“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句的周到解说③。往来于中日之间的禅僧是日本最早接受宋学的知识群体。而与宋、元没有外交关系的天皇家及其周边的贵族学者对宋学的吸收则比较滞后。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儒学史研究者井上哲次郎、河野省三、足利衍述认为，日本第95代天皇——花园天皇(1297-1348，1308-1318在位)的日记等文献反映出14世纪初宋学已在日本宫廷中流行，“二战”后的研究者和岛芳男则提出相反的意见。花园天皇的日记本和自笔稿本能否反映14世纪初的日本宫廷已对宋学有所吸收这一日本儒学史上的关键问题，在中国学界尚未见有相关研究。本文将首先介绍基本文献并梳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前人研究的问题所在；其次对花园天皇讲读汉籍的材料进行分析，归纳其在位时和退位后读书倾向的差异；最后讨论花园天皇对宫廷学风的批评，考察14世纪初的日本宫廷在何种意义上吸收了宋学，并由此重新思考日本儒学史与宋代思想史的相关性。 一、基本文献与先行研究述考 (一)基本文献 花园天皇是日本史上最有学问的天皇之一，在汉学、佛学、和歌方面皆有杰出造诣。花园天皇名富仁，生于日本永仁五年(1297)七月二十五日④，伏见天皇(1265-1317，1287-1298在位)第三子，后伏见天皇(1288-1336，1298-1301在位)之弟。富仁出生时，天皇家已分裂为“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⑤，原则上两统皇子轮流继位。延庆元年(1308)八月二十五日，在位中的“大觉寺统”后二条天皇去世，次日，年仅十二岁的“持明院统”花园天皇登基。花园天皇在位期间没有实权，其父伏见上皇代为处理政务。文保元年(1317)九月，伏见上皇去世。次年二月，花园天皇让位于“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花园天皇退位后，其兄后伏见上皇将“持明院统”的皇位继承人指定为自己的儿子量仁亲王(光严天皇)，花园上皇承担了侄子的教育职责。后醍醐天皇登基后推行“亲政”，并与近臣密谋推翻镰仓幕府。元弘元年(1331)八月，后醍醐天皇因推翻幕府的计划泄露而被流放至隐岐(岛根半岛以北的岛屿)，九月，光严天皇登基。元弘三年三月，后醍醐天皇从流放地逃出，五月，他在各地军队的拥护下回到京都，废除了光严天皇帝位。镰仓幕府政务和军事执政官“六波罗探题”紧急奉后伏见上皇、花园上皇、光严天皇逃出京都，却在半路遭到支持后醍醐天皇的武士伏击。建武二年(1335)十一月，花园上皇在京都法胜寺出家，法名遍行。次年八月，足利尊氏因反对后醍醐天皇的新政而扶持光严天皇之弟光明天皇登基，十二月，后醍醐天皇逃至吉野(位于奈良县南部)建立小朝廷，与京都朝廷南北对峙。贞和四年(1348)十一月十一日，花园法皇去世。明德三年(1392)，南北两朝廷谈和，北朝后小松天皇延续皇位，其子孙世袭日本天皇以至今日⑥。 花园天皇的日记和自笔稿本对研究14世纪初的日本政治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历来为日本史学界所重视⑦。花园天皇日记是日本史研究者所称的“古记录”⑧，记主本人可能曾将其称作“等闲记”⑨，现代整理者将其命名为《花园天皇宸记》《花园院天皇宸记》等，本文简称《宸记》⑩。《宸记》现存延庆三年(1310)十月至元弘二年(1332)十一月的日记，包括了花园天皇在位中的八年和退位后的十五年。《宸记》原藏于京都伏见宫家，1950年移交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保管。宫内厅藏本现存延庆三年至元弘二年花园天皇逐日记录的“日次记”的大部分，以及数种单独记录典礼、仪式的“别记”。经宫内厅修补，《宸记》现为三十五卷并抄补本一卷的形式(11)。 除《宸记》外，宫内厅书陵部还藏有几种伏见宫家旧藏的花园天皇自笔稿本，其中有本文所要讨论的《学道之御记》。据影印本的“解题”介绍，《学道之御记》所在卷子共四纸，每纸长2.3厘米、宽7.5厘米，纸张为斐纸与楮纸纸浆混合抄纸，纸背为具注历。第一纸纸背具注历的日期可推定为嘉历二年(1327)十月四日一八日，第二、三纸纸背日期可推定为嘉历二年十月五日一十三日，第四纸纸背日期可推定为正庆二年(1333)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12)。前三纸从内容、书法字体、纸背日期来看，无疑是同一篇文章，但第一、二纸的文字不连贯，可知中间有阙叶；从笔迹潦草和文字比较粗糙可知为草稿。前三纸原无题，“学道之御记”为宫内厅书陵部拟题。第四纸原题“列子抄”，是一篇单独的文章。两篇文章因后世的装裱而连成了一个卷子。以下迻录与本文讨论相关的前三纸《学道之御记》： 夫学之为用，岂唯多识文字、博记古事而已哉!所以达本性、修道义、识礼义、辨变通、知往鉴来也。而近年学者之弊虽多，大底在二患。其一者，中古以来，以强识博闻为学之本意，未知大中本性之道。而适有好学之俦、希圣人之道者，虽知古昔以来帝王之政、变革之风，犹疏达性修情之义。此人则在朝任用之时，能虽练习政化，犹于己行迹，或多违道之者。何况末学之辈，只慕博学之名，以读书之多少，为优劣之分，未曾通一个之义理，于政道无要，于行迹有过，又其以风月文章为宗，不知义理之所在，是不足备朝臣之员，只是素餐尸禄之类也。此三者虽有差异，皆是好博学之失也，今所不取也。二者欲明大中之道，尽天性之义，不好博闻，不宗风月，只以圣人之道为己之学，是则所本在王佐之才，所学明德之道也。既轶近古之学，有君子之风。学之所趣，以此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