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G64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1)05-0111-09 既往的近代留学教育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国人出国留学，对于外国学子来华留学则着墨甚少。从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外国人来华留学也是中外教育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在推进人类各种文化文明交流和融汇方面同样发挥过重要作用，理应得到学界重视。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先后有二十余国的学子来华留学。在这个中国社会及学校教育处于历史转型的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缘此，本文拟就近代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留学方式、所入学校及所选学科等加以爬梳分析，试图呈现近代来华留学生教育历史演变的状貌及其特点。 一、近代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一种“先进态势”，故而周边国家因仰慕中华文化而派遣学子来华留学起步甚早。其源头最迟可上溯两汉时期。自汉至清，外国学子来华留学活动屡有显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但外国学子的来华留学行为亦未完全间断。而且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带来中外教育交流的变化，近代派遣学子来华留学的国家，在既往的基础上不断增加。从来华留学生的国别分布变化可以粗略看到近代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变迁轨迹。 进入近代，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尽管中国传统教育已步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颓境，然而周边国家尤其是“东方儒学文化圈”中的各邦，仍怀着朝拜“天朝上国”的心境，延续派遣学子来华学习中华文化的传统。当时的清王朝，依旧摆出“恩泽万邦”的姿态，来接收各国学子来华学习。这一时期的外国学子来华留学，仍然承袭着隋唐以降的传统留学模式。根据史料，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有琉球、日本、李氏朝鲜和俄罗斯4个国家派遣其学子来华留学。 近代最早派遣学子来华留学的国家应是琉球。早在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琉球国王即开始派遣学子来华留学。延至清朝，琉球与中国继续保持着教育交流，对于该国派遣学子来华留学，清朝史籍常有记叙。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琉球国即提出派遣4人来北京留学的请求。对此，《钦定国子监志》记载：“外藩就学国子监者，有琉球学、有俄罗斯学，俱不常设。”②又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初二，礼部致内务府咨文称，应琉球国中山王尚穆所请，允其遣派官生梁允治、郑孝德、蔡世昌、金型等4人前来，依照雍正二年(1724)该国官生郑秉哲、郑谦、蔡宏训等3人“入监读书之例”，将梁氏等人“交与国子监肄业”③。鸦片战争的第二年，即1841年，琉球国再次派出向克秀、东国兴、阮宣诏、郑学楷4名官生来华学习。甚至在被日本侵吞的前十年，即1869年，该国仍向中国派来毛启祥、葛兆庆、林世功、林世忠4名官生，这也是琉球国向中国派遣的最后一批留学生④。 日本派遣来华留学生，可追溯到隋朝大业四年(608)。该年九月，在以小野妹子为大使的来隋使团(即“遣隋使”)动身来华之际，日本“加派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晏、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惠齐八人同行，入隋求学”⑤。自此开启了日本学子来华留学的航路。在近代，仅就该国中央政府官派学子来华留学而言，根据日本史籍记载，最早发生在1871年。是年5月17日，日本派遣“鹿儿岛藩小牧善次郎、伊地知清次郎、高知藩桑原戎平、佐贺藩成富忠藏、福岛礼助”5人来华留学。其后，日本还派遣水野淳造(名古屋藩)、黑冈勇之助(鹿儿岛藩)来华学习⑥。这些学子可视为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的先驱。 朝鲜半岛⑦学子来华求学，在隋唐时期亦多有所见。当时朝鲜半岛的“三国”(高丽、新罗、百济)，“均有选派学子来华留学的行动或举措”⑧。及至清朝，李氏朝鲜亦选派学子来华留学。如顺治五年(1648)三月，李氏朝鲜派宋仁龙来华学习历法⑨。鸦片战争后，光绪六年(1880)九月，李鸿章遵旨“筹议朝鲜武备”，准许李氏朝鲜派人来天津学习制造、操练，“命津海关道郑藻如等与朝鲜赍奏官卞元奎拟具来学章程奏闻”。次年(光绪七年)二月，李鸿章奏言：“朝鲜国王委员李容肃随今届贡使来京，于正月二十日赴津禀谒，据称专为武备学习事，并赍呈其国请示节略一本。”由是“礼部议准朝鲜学习制器、练兵等事，发给空白凭票，径由海道赴津，以期便捷”⑩。李鸿章的奏言仍然展现着大清“天朝上国”的气势。 俄罗斯派遣学子来华留学，在清康熙朝就已开始。康熙年间，俄罗斯“尝遣人至中国学剌麻(喇嘛)经典，以绥东方之众，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11)。雍正年间，犹有俄罗斯学子来华：“雍正六年(1728)，鄂罗斯(俄罗斯)遣官生鲁喀等留学中国，以满汉助教等教之，月给银、米、器物，学成遣归，先后络绎。”(12)此后直至清末，陆续有俄罗斯学子来华求学。在1901年，清政府为振兴中国传统儒学发布诏告称：“谨按《大清会典》，我朝准俄罗斯遣子弟赴国子监肄业；朝鲜陪臣入贡，亦得留学中华，以故四子五经流入东西洋，每有译作旁行斜上之文，饷遗彼中学子者。”(13)可见，直到清末实行“新政”发展新学之时，俄罗斯与朝鲜仍有学子得以准入国子监学习。不过，在“新政”教育变革之际，国子监被裁撤，俄罗斯转而开始奏请派遣学子入重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肄业(14)。如在宣统元年(1909)四月二十七日，俄国公使廓索维慈致函清外务部，请求清学部准许“海参崴东方语言学堂肄业生索柏尼齐、阿尼西、柏罗诺夫、吕诺夫4名”，前往京师大学堂游览观光(15)。此事经外务部转学部核办，在得到“可也”答复后不久，俄罗斯即正式派遣2名学生前来京师大学堂学习。及至中华民国成立时，俄罗斯所派的这2名学生仍在京师大学堂就读：阿理克入京师大学堂听讲经史课程，大学堂还为他单独开列了“经史课程表”；迪德生在学部的允许下“前往京师大学堂听讲中国历史”，大学堂还为他将“所有中国历史讲授时间另单开”，让他按照开具时间前来听讲(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