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基督教帝国主义国家为主角的大战，但迄今为止，我们很少谈到这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战争给中国基督教运动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大战以后，百年以来基督教运动中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外国传教士长期掌控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局面进入下半场，中国基督徒开始出现在领导层。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都发生在一次大战期间和大战之后？以往研究往往关注了国内政治的变化，但实际上即使是这些国内政治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本文将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在中国引起的连锁反应纳入到解释这些现象的框架中来，考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中国基督徒及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如何交织在一起改变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轨迹的，并由此可以看到在华基督教运动的历史转捩点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有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华基督教运动中的权力关系 如果从马礼逊1807年来华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华传教运动已历一个多世纪了。但实际上，1840年传教在中国“合法”以来，西方传教士一直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中国信徒居于仆从的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传教士们来自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对自己的宗教、社会文化甚至种族都是自信满满的。传教士们是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导师，也是整个宗教运动资金和设备的提供者。中国信徒在宗教知识和信仰方面是学生，在物质条件方面则是接受者。因此，在整个19世纪中国信徒在教会体系中地位是比较低的。 随着教会普通教育和神学教育的发展，教会体系中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信徒和教牧人员日渐增多，但是他们仍然被排斥在传教士话语圈之外。187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一个中国籍代表都没有。1890年5月第二次新教大会有3名中国籍传道人出席。1907年4月第三次跨宗派的传教士大会即基督教来华百年大会上，多达500名正式代表中，没有一个中国人。①明恩溥为大会撰写的“新教在华一百年”中提到了许多新教事业的开创者，但只字未提中国信徒在其中的贡献。② 倒是美国对华传教运动中第二波领头人之一、新生代宗教家如穆德(John R.Mott)等主导的普世基督教运动最早推动了中国基督徒代表在国际上的亮相。1910年6月在爱丁堡召开的世界传教大会上，终于有5个中国代表出席会议。其中有北京的诚静怡牧师，江西九江的康成，上海的张廷荣、董景安教授、王正廷博士。③王正廷的发言反对传教士利用治外法权与中国政府对抗。诚静怡的发言反对基督教内部的宗派主义，引起了大会的注意。④1910年9月，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王嘉利(Rev.Charles E.Ewing)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发展》的长文中提到了传教士“只要发现合适的领袖出现，就要给他们负有责任的位置。长老和执事早就从中国人中选任了，传道人和教师也已经成为必须的了。许多差会由按立的中国牧师服侍教会也由来已久。”作者期望“现在由中国人出任教会机构最高职位的时间一定为期不远了。”⑤ 不过，这样的传教士只是少数，并且也缺乏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决心。1911年，一位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中国人曹兴诚指出了当时中国传教事业的九大缺点，其中包括了传教士不能把符合要求的人选拔到合适的岗位上，对中国同工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上海附近有个传教士曾经公然对中国同工说“在这里我是来指挥，你是来服从的。”一些对中国和在中国传教一无所知的年轻传教士这么对待上了年纪的本地传道人和牧师是司空见惯的。传教士往往把工作的成绩归功于自己，在传教士往上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的名字。还有不平等的福利待遇，例如假期的待遇，传教士一到夏天就休假，但从不考虑中国同工。有些工作二十年甚至更多时间的中国传道人和牧师几乎从来没有过假期。作者强烈要求“有能力的牧师必须给予更重要的位置。”⑥ 多数传教士认为，中国基督徒还存在一系列不足。他们认为中国基督徒缺乏合作精神，如果教会事务转到中国人手里，教会领袖和信徒都更需要提高合作工作的能力。传教士们还指出中国基督徒总体上来说缺乏精神气质上的灵性。他们还提醒中国基督徒要警惕个人主义倾向，如教徒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信仰，在教会事务里太强调自己需求的重要性，互相猜疑形成派别，动摇教会团体的兄弟情谊等弊端，认为这是困扰中国基督徒首要和最严重的危险。传教士还指出中国信徒对外国传教士的依赖性，并批评中国信徒把教会看成与中国许多宗教等量齐观的又一个宗教而已。他们还认为中国人过分重视教会的外在形式，让它取代了内在信仰的提升。尽管传教士们也看到中国信徒的优点，“中国信徒很忠诚，在义和团运动中已经显现出来了，对传教士就像对主人一样忠心耿耿。中国人有很强的管理能力，相信教会将来一定能管理的很好。中国人虽然缺乏热诚，但有善于传道的能力，善于讲故事，他们把孔子做榜样，善于教诲人。甚至文盲都会讲的很好。”⑦但很多传教士还是强调中国信徒的种种缺点，不愿向他们转移教会的领导责任。这就是被激进的传教士批评为“传教士心理”的保守态度。⑧当然这里还有牵涉到传教士们头疼的在教会工资单上中国同工只能享有“苦力工资”的问题。⑨ 不过，穆德领导下的基督教青年会在发挥中国信徒作用方面是比较积极的。1913年穆德以世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和爱丁堡大会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了广州、上海、济南、北京、沈阳和汉口6个城市，最后回到上海召开基督教全国大会。除了传教士，本地信徒领袖也受邀参加，如王正廷、张伯苓、钟荣光等。一些妇女基督徒也积极参与，如康成、石美玉等。会议议题广泛，传教士和中国教会人员深信，正在成长的中国教会要想成功地应付它在各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危机，必须要有明确的统一计划和有效的合作。这次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全国大会与以往三次传教士大会最大的不同是，在115位与会代表中，中国信徒占了1/3，这是教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诚静怡看来，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教会工作者和外国传教士“已经尽可能地站在了平等的地位”，“是令人满意的经历”⑩。与1907年会议比起来，大会讨论了更多有关如何将管理权由差会转交给本地教会，听取了更多如何实现教会自养，如何与华人分担行政责任，华人教会如何自我宣传，以及如何发现和培养华人领袖等问题。大会支持独立的和脱离差会的本地教会。(11)诚静怡关于“中华基督教会”名称的提议得到会议一致通过，决定以此作为中国所有基督教会的通称。(12)《教务杂志》评论说“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大会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合作不仅仅是值得向往的，而且是可能的。”(13)但因时机还未成熟，各宗派之间尚存在争议，为了聚集传教力量，推进教会合作和合一，大会选举组织了中华续行委办会，以“服务教会，继续大会未竟之功”，推进各个传教会之间联合事业的拓展，并由美国传教士司德敷(M.T.Stauffer)组织调查和统计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