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学是以国家为论述对象的知识体系。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国家历史，不乏深刻的政治观察和政治思想，但是中国政治学却是晚清西学东渐后出现的事物①。关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学界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京师大学堂政治学专门课程的开设是中国政治学的起点。 赵宝煦指出，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政治科”课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的开端②。王一程同意赵宝煦的看法，将1903年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作为中国政治学的起点③。金安平则在档案爬梳基础上提出更为准确的看法。她发现，“1899年9月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的设立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④。俞可平和王浦劬等学者都赞同金安平的判断，把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源头⑤。尽管在中国政治学起源具体时间上存在认识差异，但学者们都认同中国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这一观点。 众所周知，京师大学堂是帝制国家中央政府建立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就此而言，学界判定中国政治学开端的依据有两个：一是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二是讲授现代政治知识的课程(以下简称“政治学课程”)的设置。从这两个依据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学起源的基本共识其实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和一个假定前提的推论。历史事实是，作为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后不久开设了政治学课程。假定前提是，没有其他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在戊戌变法前开设政治学课程。 基本共识的事实基础毋庸置疑，但是其假定前提并非不能讨论。假定前提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命题：或是京师大学堂之前不存在其他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或是其他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没有早于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显然，第一个命题不符合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判断。他们认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⑥，洋务学堂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⑦。第二个命题可能就更具争议性。在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前，维新派主持的地方性学堂就设置了政治学课程。早在甲午战争前，康有为就在万木草堂设立“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政治学课程⑧。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也设立了类似课程⑨。 有论者可能会指出维新派地方性学堂不是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维新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不足以撼动中国政治学起源的基本共识。然而，这种观点可能忽视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脉络。维新派是继洋务运动失败后而兴起的政治势力，维新学堂是对洋务学堂的批判性改进。教育史学者将洋务学堂视为现代高等教育机构，那么将维新学堂排除在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之外就似乎于理不通。更重要的是，京师大学堂是维新运动的遗产。从倡议建立到设计章程，京师大学堂凝结了维新派的政治愿景和办学经验。肯定京师学堂的意义本无可厚非，但低估地方学堂的价值就似有不妥。本文的目的不是挑战和否定学界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发端的基本共识，而是希望打捞被历史长河淹没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生成演化的历史逻辑。 二、政治学史：政治进程与学科认知 既有的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忽视了关照现代高等教育生成进程，没有论及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背后政治变革进程的作用。我们将紧扣中国政治学起源共识背后的两个依据(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政治学课程设置)，努力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为避免误解，有必要对政治进程与两个依据的关系进行一定的说明。 (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与现代政治精英生产 法国学者布尔迪尔(Bourdieu)认为高等教育机构是一种权力再生产的场域⑩。在现代社会早期，政治精英生产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基础性功能。 作为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起源于天主教修道院。大学的最初目的是调和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其最初功能是进行教义的学理研究和培养宗教精英(11)。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大学功能得到扩展，成为培养精英职业人士机构(12)。早期，大学(university)只有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等四个“学院”(faculty)。其中，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分别对应工业革命前的三种主要“精英职业”(教士、律师和医生)。哲学、神学、法学等“学院”毕业生可直接在政府机构任职。应当注意的是，现代早期高等教育机构的政治精英生产功能并没有分殊化(differentiation)，高等教育机构整体(大学)而不是其次级分支学院(“faculty”)承担了政治精英生产职责。如德国大学培养政治精英和讲授政治知识的课程一度分散在哲学院和法学院(13)，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训练政治精英的活动一度放在了庞杂的“经典学”(classics)课程中(14)。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在西方示范效应下产生的。同样，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培育和输送现代政治行政人才。当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在生成进程中也展现出自身的特点。其中，书院传统即是一例。书院始于唐宋，自产生以来就与科举制紧密相关。亦官亦学的教师可在书院讲授“经世济民之学”，而学子则可在书院内准备科举考试。清代雍正以后，书院逐渐颓败。甲午战败，有识之士提议“整顿书院”以为国育才。其后，清廷下令将书院“改为兼习西学中学之学校”(15)。 相比西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国家在场性更为突出，国家通过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培育新型政治精英的要求更为迫切。就政治进程的逻辑关系而言，现代政治精英生产发生在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之前；就教育进程的逻辑关系而言，现代政治精英生产又发生在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之后。政治变革的需要提出了生产新型政治精英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在承接现代政治精英生产任务过程中出现。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结构是政治学课程，而政治学课程设置的教育功能是生产现代政治精英，现代政治精英生产所希望的教育后果是推动政治变革(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