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量有关调查数据表明，在我国社会发展转型期，城市青少年心理压力的普遍加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这一事实进行归因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关决策参数，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发展转型期， 我国城市青少年的心理弱势及其对压力的“放大”效应 1.城市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双重弱势 在心理素质方面，我国城市青少年较普遍地存在着“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和“青春期危机超前症”的双重弱势。 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严格实施，城市家庭中独生子女已普遍化。由于独生子女社会关系简单，人际交往尤其是与同龄人交往的机会有限，而且活动空间狭小，生存环境封闭，加之家长的溺爱或过度干涉，所以，以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和依赖性，骄、娇二气十足，家庭、社会责任感和团结协作、集体主义意识淡薄，缺乏自律精神和自我控制能力，缺乏独立性和交际能力，缺乏对社会服从的适应性和对挫折的耐受力等症候群为表征的“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在城市青少年中越来越呈现流行之势。 青春发育期，是个体生理、心理等从未成熟向成熟、从未定型到定型急骤变化的时期。处于该时期的个体，其心理素质具有不稳定、不协调，情绪敏感、丰富、强烈、极端且易于变化，知识、经验不足，辨别力及自控力薄弱等一般特点。受这些特点支配的青少年，在身心发育最终成熟化、定型化之前，都要经历一个所谓的“青春期危机”阶段。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青少年生理成熟年龄明显提前。60年代，我国大陆女孩月经初潮平均年龄为14.50岁， 男孩首次遗精平均年龄为16.60岁；近年来的同类调查显示， 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3.38岁和14.43岁，已相对提前了1.12岁和2.17岁，其中城市青少年生理成熟年龄的提前幅度，比平均值还要大些。这意味着，我国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青少年，在心理发育更为稚嫩、生理发育与心理发育成熟程度更加不平衡的情况下，超前陷入了“青春危机”。 2.城市青少年双重心理弱势的耦合 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与青春期危机超前症的相应耦合，进一步弱化着城市青少年的心理适应能力。 一方面，青春期危机的提前，使处于该阶段的个体，不仅没有能力对其自身的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进行有效的矫正，而且往往屈从于这一心理弱势，并为这一弱势提供着新的可藉以继续存在、发展甚至膨胀的心身土壤；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诸症候向青春危机期的直接渗入，使个体原有的弱势与新产生的弱势迅速结合相互牵扯，从而阻滞着青少年生理发育与心理发育平衡化的进程，使青春期危机的克服，使健康人格在突破内、外压力过程中的逐步确立，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说，生理成熟年龄的提前，从起始端拉长了城市青少年青春期危机的时间跨度，那么，独生子女早期社会化不良综合症与青春期危机超前症的耦合，则不仅从终止端延长着城市青少年青春期危机的时间跨度，而且更在范围和程度上，大大加剧了城市青少年的心理弱势和由此导致的危机。 3.城市青少年心理弱势对压力的“放大” 青少年进入青春发育期后，外部压力的增长与个体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矛盾日见明显，加之青少年尚难以对其面对的社会规范、社会权威和社会控制手段的性质（如哪些是积极的、合理的、必要的，哪些是消极的、不合理的、不必要的）做出正确判断和反应，而往往对这一切采取盲目对抗或被迫屈从的态度，故使青少年的心理结构长期处于情绪化、非理性化的消极状态。这种状态不仅在客观上加剧着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而且在主观世界中成倍地放大着由这种冲突造成的压力，导致个体产生异乎寻常的强烈感受和极端反应。 城市青少年心理弱势对源于自身的内部压力的放大效应更为明显： （一）随着生理发育的成熟、活动能量的增长和生活场景的扩展，个体日益萌动起各种新的欲求，并对满足这些欲求产生出急迫的期待。在这些欲求已不再可能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提供的无偿条件得到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心理弱势显著的城市青少年，往往既不能忍受各种欲求得以满足之前的长久等待，又不愿或无力支付满足这些欲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使个体增长着的主观欲求，与满足这些欲求所需条件尚未具备之间的冲突，及其造成的内部压力，在主体心理结构中被成倍地放大。 （二）各种新的主观欲求的滋长，打破了个体原有的心理平衡，造成了个体心理世界内部的“动机斗争”和由此而引发的骚乱。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弱势显著的城市青少年，往往既不能对每项主观欲求得以满足的现实可能性做出准确判断，并据此对满足各项主观欲求的轻重缓急进行正确的排序，又不能正视个体为着满足某些欲求，必须暂时或永久地放弃另一些欲求的必然性，从而使各项具有“零和关系”（即此长彼消的关系：“此”的得或失与“彼”的失或得之和为零）的主观欲求间的冲突，及其造成的内部压力，在主体心理结构中被成倍地放大。 （三）“心理断乳”期的到来，不断造成个体心理世界内部新、旧人格要素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弱势显著的城市青少年，往往既不甘心继续在“心理哺乳”羁绊下牺牲人格的独立性，又难以割舍在物质、精神方面对家庭和父母的依赖，从而使对人格独立的向往与对自主自立的畏惧间的冲突，及其造成的内部压力，在主体心理结构中被成倍地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