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全社会物流总需求的主要来源。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发展，对于促进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高度重视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融合发展。早在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组织召开了首届全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大会。随后，2009年国务院出台《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把“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工程”列入“九大工程”。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13个部门和单位出台《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的要求和任务，在“两业联动”基础上更加突出“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十几年来，中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增强。《2017年全国重点企业物流统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工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物流外包比例由2011年的58.50%增长至2016年的65.30%。中国重汽、济钢等制造企业的物流外包已由销售向生产、采购环节延伸，践行物流外包一体化管理，不断拓展融合范围。但是，目前中国两业融合仍然存在融合层次不够高、范围不够广、程度不够深等问题，无法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此，本文关注以下问题：中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水平如何，具有怎样的演化特征与地区、行业差异性？两业融合是否推动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否提升了物流业服务质量？两业融合发展不理想的关键症结在哪里，有哪些途径可以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发展？针对研究问题，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文献分析。 关于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程度。目前，国外研究较少测算产业融合程度，主要以企业物流外包调查数据为主，国内基于产业层面的测算研究较多。投入产出法是常用方法，如苏秦和张艳（2011）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美两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程度及变化规律。此外，相关研究还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距离协同模型对中国制造业与物流业的关联度进行了测算分析（唐晓华等，2018；梁红艳和柳丽华，2020）。 关于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的效应。国外研究主要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企业物流外包的绩效，指出通过高效的物流服务水平，企业可以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Lieb和Bentz，2005），快速响应客户需求（Craig，1996），提高顾客满意度（Razzaque和Sheng，1998），提高生产柔性（Daugherty等，1996），提高运营绩效（Yang等，2016），提高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Yeung等，2012），等等。囿于数据可得性，国内多从产业层面研究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的效应。刘秉镰和林坦（2010）检验了物流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梁红艳和柳丽华（2020）研究了两业融合对物流业发展的影响，发现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有助于提升物流业技术效率。 关于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从交易特性与环境不确定性、信息技术与信息共享、融合主体特征与融合环境等角度展开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层次讨论。围绕组织间交易特性与环境特征，相关研究基于不同制造业行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Hsiao等（2010）探讨了物流外包类型与供应链复杂性对外包绩效的影响；Yuan等（2020）研究了交易特性（资产专用性与交易不确定性）、高层管理、外包商数量等因素对物流外包绩效的影响机制；Yang等（2016）考察了交易不确定性（需求、供给、技术、物流服务提供商贡献不确定性）对组织间关系治理机制（正式契约与关系契约）的影响，并探讨了两种治理机制对外包绩效的不同影响；Yang和Zhao（2016）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需求波动性、供给波动性、技术不确定性、法律不可执行性）对物流外包委托方与代理方合作关系的影响。在技术层面，既有研究一致强调组织间信息共享在物流外包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信息共享可以提高信息质量与信息处理能力（Huo等，2013），参与方可以及时获得供应链实时信息，有助于企业有效应对环境不确定性（Premkumar等，2005；Wong等，2015）。在宏观环境层面，针对中国两业联动融合存在的问题，物流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成本与供给能力（Lau和Zhang，2006），以及物流业市场竞争秩序、信用机制、标准化体系（王茂林和刘秉镰，2009），供应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黄有方和严伟，2010），交易效率及制度环境（Lau和Zhang，2006）等因素是探讨的重点。综合已有研究与两业融合实践来看，交易主体（融合主体）、交易特性（融合场景）、交易环境（经济环境与制度环境）都会对两业融合发展产生影响，而融合主体的信息化水平与融合环境中的制度环境是其中的关键性与根本性因素。 上述文献对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融合发展的水平、绩效与影响因素都进行了广泛研究，为认识与理解中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仍存在有待深化之处。一是关于两业融合水平，已有研究仅测度了融合水平，较少分析两业融合发展的演化特征，未能刻画两业融合的相互作用动态过程。二是关于两业融合的绩效，已有研究往往只单独考察两业融合对制造业或物流业绩效的影响，未对比研究两业融合对制造业与物流业绩效影响的差异性，导致无法全面考察两业融合的效应。三是关于两业融合发展的提升路径，一方面，针对中国的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主要以环渤海地区（Yang和Zhao，2016）、上市制造企业（Yuan等，2020）等局部样本为主，而宏观层面仍以定性分析为主，总体上缺少基于中国全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分开讨论了融合主体与融合环境的影响，而没有将融合主体特征（制造业信息化密度、契约密集度）与融合环境（地区信息化水平、契约环境）纳入“地区—行业”统一分析框架，导致无法探究外部环境影响两业融合的内在机制，从而无法准确理解优化融合环境的意义。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以下问题：一是测度中国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融合水平，并剖析其演化特征；二是检验两业融合的绩效，研判两业融合对制造业与物流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差异性；三是通过实证检验，探究地区信息化水平和契约环境在物流业影响制造业绩效中的调节作用及其行业差异性。研究这些问题，可以为促进中国制造业与物流业深度融合发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